银川市建筑市场管理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民政府
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110号
《银川市建筑市场管理办法》业经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７日银川市人民政府第８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郝朴海
一九九九年七月四日
银川市建筑市场管理办法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７日银川市人民政府第８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建筑市场的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建筑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银川市建筑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银川市城市规划区域内从事新建、扩建、改建的各种房屋建筑、土木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拆除工程、设备安装、管道敷设、市政公用工程和预制构件、预拌混凝土生产加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建筑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银川市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是本市建筑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建筑活动。
第五条 市建委所属银川市建筑管理站（以下简称市建管站）具体负责本市建筑市场日常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银川市有关建筑活动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对建筑活动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检查；
（三）接受市建委委托依法查处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第六条 银川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是本市建设工程的交易场所。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七条 凡在银川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建筑构配件及预拌混凝土生产、建设监理、工程咨询、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以及国家、自治区规定应实行资质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市建委申请办理资质审核或审批手续。
第八条 取得资质证书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资质证书核定的许可范围从事活动，不得出卖、转让、出借、涂改资质证书。
第九条 凡区内外来银川市施工的企业及从事勘察、设计、工程监理的单位，须持资质证书和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介绍函件，到市建管站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工程报建和施工许可证管理
第十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在建设项目立项批准后，应当持立项批准文件向市建委报建。
工程建设投资在５０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应当到银川市建委报建；工程建设投资在５０万元（含５０万元）以下小型建设项目应当向市建管站报建。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项目未报建的，建设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工程发包，有关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二条 通过招标发包的建设工程或经批准直接发包的小型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建设工程开工前向市建管站申请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第十三条 申请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办理建设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投资计划已经批准；
（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
（五）有全套建设项目施工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
（六）确定施工企业并已签定合同；
（七）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八）已按规定交纳前期工程有关税费；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市建管站在接到申请之日起１５日内，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不得开工。
第四章 发包和承包管理
第十五条 凡投资在５０万元以上的建设工程，均应进入银川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依法进行承发包交易。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将建设工程发包给具有从业资质或与承包资质相适应的施工单位。不得发包给无施工资质，或资质等级与承包的工程不符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无设计资质或设计资质不符合要求的单位设计的图纸。
第十七条 施工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其资质许可的业务范围承包工程，禁止无资质证书、超越资质等级承包工程或用其它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包工程。
外来施工企业在本市承包建设工程，应当接受市建管站的检查、监督和管理。
第十八条 提倡对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禁止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工程的发包单位可以将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可以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但是，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单位。
第十九条 施工资质等级在二级（含二级）以上的企业可以对建设项目总承包，也可以将总承包工程中专业性强的项目或部分工程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分包的单位和其所承担的工程应当在总承包合同中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经发包单位同意。但工程主体结构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
第二十条 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施工。
禁止分包单位将其分包的工程再进行分包。
第二十一条 施工企业不得倒手转包工程。禁止以任何形式允许其它单位和个人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和名义承揽工程挂靠施工。
第二十二条 发包、承包单位应当签定书面施工合同，并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内容。
第二十三条 发包、承包单位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对建设工程造价确定应当以国家、自治区规定的计价方法和取费标准为依据，并根据建设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价格信息和调整系数进行调整，任何一方不得任意压价、抬价或附加不合理条件。
第二十四条 签订施工合同应当使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合同为正本一式二份，由双方各持一份。同时将合同副本报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经办银行以及银川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银川市建筑管理站、银川市建筑安全监督检查站、银川地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备案。有分包内容的须将分包合同一并报送备查。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银川市建筑管理条例》，责令限期改正，同时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停工整顿的处罚，并处以工程造价０．６％至２％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办理工程报建手续已经开工的；
（二）未按规定办理工程开工审批和《建设施工许可证》而擅自开工建设的；
（三）工程发包违反工程造价规定，压级、压价或者要求承包方以带资垫款作为前提条件以及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的。
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承包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银川市建筑管理条例》，责令限期改正，同时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停工整顿、停止半年或一年的投标资格，建议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处罚，并处以工程造价０．６％至２％的罚款：
（一）无证或未经批准越级承包工程的；
（二）承包工程后又将工程转包、挂靠承包的；
（三）伪造、涂改、转让、出借资质证书的。
第二十七条 勘察设计单位和人员违反本办法，无证或未经批准越级进行勘察、设计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银川市建筑管理条例》，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建议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并处以５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０元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监理、代理及造价咨询等中介服务单位违反本办法，无资质证书、越级从事工程监理、代理、造价咨询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银川市建筑管理条例》，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建议吊销资质证书的处罚，并处以５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０元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外省、市、县的建筑企业和个人到我市从事建筑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银川市建筑管理条例》，责令停止开展业务，并处以５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０元的罚款。
（一）未办理资质验证和登记手续的；
（二）未取得进本市许可证的。
第三十条 建筑市场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银川市建设委员会和银川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５年５月８日银川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银川市建筑市场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关键词: 离婚救济；经济帮助；损害赔偿；家务贡献补偿
内容提要: 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与反思，既是婚姻立法中的难点，也是司法实务中的热点。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予以准确把握，是反思离婚救济制度的有效路径。通过反思，捕捉离婚救济制度的立法设计局限和司法运行障碍，找寻离婚救济制度的调适方案，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奠定基础，进而实现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严谨化与适用化。
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以来，离婚救济制度已经历了10年的实践历程。实践中，有效化解了离婚当事人的人身关系纠纷和财产关系纠纷，发挥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为确保离婚救济制度适用的科学化、高效化，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进行反思，有助于提升离婚救济制度的严谨化和本土化。
一、实践效果
离婚救济，通常指对离婚当事人所实行的有关人身和财产的救济措施。具体包括离婚后的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和家务劳动补偿。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不仅关乎离婚当事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保障，而且关乎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与实效化。为准确把握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法典体系中的婚姻家庭法新架构研究》项目组进行了实践调研活动。该调研活动主要在北京、上海和哈尔滨三个城市进行。北京市阅卷法院为海淀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43份。上海市阅卷法院为闽行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16份，哈尔滨市阅卷法院为南岗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20份。具体调研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离婚救济制度的适用情况，为完善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奠定基础。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
通过阅卷，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适用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请求经济帮助制度的案件相对较少。在阅卷范围内，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3件，占案件总数的2.1%。上海市闽行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2件，占案件总数的1.7%。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6件，占案件总数的5%。二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以女性为主。在上述11件要求经济帮助的案件中，请求主体为男性的案件只有1件。三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事由相对集中。主要为无业或失业、无房居住、收入低、抚养子女、身患重病或年逾60岁及其他原因。四是请求经济帮助的方式相对单一。在上述11件要求经济帮助的案件中，经济帮助的方式均为给付金钱，其中请求给付数额1百元以下的3件;2千元以下的1件;6千元一8千元的1件;9千元-1万元的1件;1.5万元－2万元的1件;3万-5万元的2件；其它2件。五是法院准予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多为调解。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比例不高。在阅卷范围内，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9件，占案件总数的6.3%；上海市闽行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4件，占案件总数的3.4%；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5件，占案件总数的4.1%。二是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以女性为主。在上述18件离婚案件中，女性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共14件。三是离婚损害赔偿的理由相对集中。其中，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的共6件；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共10件；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1件；其他事由2件。四是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相对较少。在有记载的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仅有3件。
（三）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适用
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适用，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的案卷中没有体现。有关家务承担的特点：全部由女方承担家务的比例相对较多；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以及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比例位居第二。
二、制度反思
通过阅卷，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离婚救济制度适用的比例相对较低。除当事人自身的原因外，制度设计及司法适用的原因也不可忽视。为此，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探究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与适用化，有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权益，促进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调适
1、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局限性。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比例相对较低，除当事人不善于利用法律规范维护自己的权益外，还存在适用经济帮助的条件较为苛刻，帮助的方式较为抽象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将“生活困难”，界定为依靠离婚后分得的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无疑是非常苛刻的，既不符合人均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现实国情，也忽略了当事人离婚时生活水平的下降情形。因而，对生活困难的界定，不仅应包括离婚后不能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形，更应包括基于离婚前与离婚后的生活水平落差而引起的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形。为此，拓宽生活困难的涵义，既有助于放宽经济帮助的适用标准，救济离婚当事人；也有助于保障当事人在离婚后生活水平不下降，补偿离婚当事人，贯彻离婚自由原则。
2、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必要性。调查表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以女性为主；二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事由相对集中，即无业、无房、收人低、抚养子女、身患重病等。这是经济帮助适用的前提条件。为此，进一步完善经济帮助制度，将有助于经济帮助制度的具体适用，保障当事人的离婚权益。除适当拓宽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外，还须细化经济帮助的考量因素：首先，明确经济帮助的情形。即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难，应包括无业、无房、收入低、抚养子女、患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等。其次，明确经济帮助的期限。即以短期帮助为主、长期帮助为辅。如一方年轻有劳动能力、生活暂时有困难的，另一方应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结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残、失去了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应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给予适当的安排。[1]短期帮助可在离婚后的2--5年以内，长期帮助可在离婚后的5-10年以内，或视具体情况给予无期限的帮助。再次，确定经济帮助的数额。应兼顾需要和可能，同时参考相关因素：结婚时间的长短、对家庭的贡献、双方的经济实力、健康状况、是否抚育子女、有无职业与居所等。最后，确定经济帮助的终止。当受帮助方另行结婚、经济条件好转、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时，经济帮助可终止。
3、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科学性。通过阅卷，可以感受到有些案件在处理时，往往将经济帮助与家务贡献补偿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考虑，从而弱化了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价值。为此，审理离婚案件，必须正确处理以下问题：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帮助与家务贡献补偿的关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积累与贡献，既包括货币形式，也包括家务劳动形式。故对家务贡献的补偿，无异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不能用离婚时家务贡献的补偿取代经济帮助制度。然而，当离婚时男女双方的个人财产总值出现差异时，就会引发离婚当事人在离婚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异。为避免当事人离婚后生活质量的下降导致生活困难，有必要在夫妻财产分割及家务贡献补偿之后，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其次，要正确处理夫妻财产分割与经济帮助的关系。夫妻财产分割，是夫妻财产效力的体现，也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体现。而经济帮助制度，则是夫妻财产效力在离婚时的延伸，是离婚后的一种善后措施，是实质正义的体现。故不能用夫妻财产分割制度取代经济帮助制度。[2]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调适
1、关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难，已成为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过错事实难以认定。《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请求损害赔偿的事由有4项：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在司法实践中，除重婚行为相对较少外，其他3项事由，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事由中多有体现。尽管如此，普遍存在举证难的问题。有配偶与他人同居举证难，是因为同居行为相对隐秘，举证面临挚肘。实施家庭暴力举证难，是因为暴力行为发生后，当事人未及时报案或未到医院出具伤情诊断证明。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举证难，是因为家事往往不为外界所知，且知情者不愿出庭作证。上述现实问题的存在，使无过错方难以举证，过错事实难以认定。二是离婚损害赔偿情形的界定过于狭窄。在司法实践中，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绝非以上4项。如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经治不愈的；一方隐瞒传染病史，婚后传染给对方致其健康权受损害的，离婚时均可要求离婚损害。[3]三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前者容易确定，而后者确定较难，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认知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同类案件在由不同法官审理时，会出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差异，影响当事人权益的保障。上述问题的存在，制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比例较低。
2、关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以来，有关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呼声便不绝于耳。为此，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关注以下环节：一是适当拓宽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情形。即将通奸、卖淫、嫖娼；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经治不愈的；一方隐瞒传染病史，婚后传染给对方致其健康权受损害等情形，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范围。二是加强对过错行为的认定力度。鉴于举证难的存在，法院在审理离婚损害赔偿案件时，可适当加大对过错行为的认定力度。首先，对无过错方的举证要求从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0条第1款第3项规定，只要是视听资料的取得，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虽然未经对方同意，也应当采信并作为定案证据。对于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无疑点视听资料，只要对方当事人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结合案件情况，视听资料证明的事实存在的盖然性高，即可确认该视听资料的证明力。其次，放宽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针对取证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7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法院可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知情人进行调查，再将调查笔录当庭质证。[4]三是适当提高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从司法实践看，大凡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相对较低。为体现惩罚和抚慰的原则，在过错方的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可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
（三）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调适
家务贡献补偿，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对方予以补偿。我国《婚姻法》第40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2款均有明确的规定。赋予女性以家务贡献的补偿权，是因为“妻之家务劳动，有用而不可或缺，应无疑问。因有妻之家事劳动，夫之劳动开始得以再生产，因此，夫以其劳务所得之收入，非夫一人劳动之结果，而是夫妻复合劳动之结果。”[5]对家务贡献予以补偿，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障。
1、客观评价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效用。家务贡献补偿制度，是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新增加的内容。其立法功效在于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往往被误读为单纯救济女性权益的一项制度。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家务劳动绝大多数还是由女性承担。在本次阅卷中，显现家务劳动承担的案件，北京共3件，占案件总数的2. 1%。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担的案件1件，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和主要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案件各1件，分别占相关案件总数的0.7%。上海共5件，占案件总数的4.3%，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的案件3件，主要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案件2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4%,1.7%。哈尔滨共6件，占案件总数的5%。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担的案件3件，全部由男方承担的案件2件，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的案件1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5%,1.7%,0.8%。上述数据表明，完全由女方承担家务及主要由女方承担家务的比例相对较高。女性承担较多的家务，无疑是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巨大贡献。然而，这份贡献，并未包括到社会有效的劳动体系之内，即家务劳动无报酬。家务劳动无报酬，源于“公与私”的二元对立及“男女两性”的性别分工。即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公与私是两个可以截然分离的领域，公领域是指公共事务领域，私领域是指私人事务领域。”当公领域和男人、理性联系起来，私领域和女人、感情联系起来，并且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的时候，等级就产生了，不平等就产生了。[6]这种等级和不平等表现为男女两性在公私两个不同领域里的劳动价值的巨大落差—男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劳动价值被社会承认且被赋予报酬；而女性在私人领域中的家务劳动价值则不被承认且不被赋予报酬。为此，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纳人婚姻立法中，有助于客观评价家务劳动的贡献价值，有助于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精神。
2、客观评价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价值。在阅卷过程中，没有看到有关家务贡献补偿案件的相关记载。家务贡献补偿制度适用的空缺，耐人寻味。首先，女性家务劳动角色的刻板传承，已成为社会中人的思维定势。习惯化和道德化的角色分工，使社会中人淡忘了婚姻家庭领域的权益保障。同时，也使社会中人不习惯利用家务劳动的补偿制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家务劳动价值计算存在盲点。关于家务劳动的价值如何计算，一直存在若干观点。加拿大女权主义理论家本斯通和莫顿在1969年提出：妇女的缝补、浆洗、育儿做饭，虽具有使用价值，但却从未进入过市场，没有交换价值。[7]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若用其他方式代替女性的家务劳动，全社会要付出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的代价。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做过测算，如果将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8]上述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计算，其计算结果似不能真正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因为，家务劳动不仅有劳动的强度和质量为表征，而且有亲情和精神的投入。所以，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能按家政服务员的报酬计算，而应融合情感与精神投入的价值。为此，客观评价家务贡献的价值，已成为有效推进家务贡献补偿制度实施的基础和前提。
注释: [1]参见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