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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的培育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王仁高
（莱阳农学院院长办公室，山东莱阳，265200）


内容提要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要积极推进法治的进程，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关键词 ：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政治国家；法治；基础


从资本主义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市民社会的培育是观念性法律文化产生的基础。法治的一切价值准则和理论原则，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培育出来的，纵观法治发展的历史，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形成，对法治的实现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1、市民社会的概念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西方国家是一个自古就有，但含义变化比较大的词汇。从19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束缚中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正是从这一含义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 最早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并把它归为在摆脱封建伦理、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种种束缚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以独立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 。……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 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①“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②由此可见，所谓“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摆脱了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束缚及人身依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民”个体所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合，它们体现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的个人（“市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和历史经验的证实，商品经济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封建自然经济，是市民社会产生并最终从中世纪封建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统一的前提和条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 ，作为这一目标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反映，就必然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载体，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是与政治化社会密切联系的）。当然，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样，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也有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就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在拥有充分的独立性的同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第二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了平等 ，这与资本主义 社会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具有根本的不同；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矛盾是对立的。
马克思 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 的基本理论，是其唯物史观形成的基础，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上提出来的，但其一般规律 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 。
2、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则是市民社会为实现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政治组织形式。
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③第二，政治国家的性质是由市民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④“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决定的。”⑤
对于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 式。”⑥这就是说，法产生于市民社会的规章通过国家获得的政治形式。表面上看来，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而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要求和意志。
3、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法治的真正基础和源泉是市民社会而不是国家。
首先，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治最初始的根源。
其次，法治社会的“良法”是由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瞩性的了解。法治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治。
再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治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强制力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赋予法律以权威的外在形式，其实施只能是针对少数不法分子。如果我们硬性地依赖国家的强制力构建社会法律秩序，即使社会可能形成某种秩序，这种秩序也是与社会缺乏内在亲和性的，它无法调动社会成员主动采取有效行动，去促进人们间的相互合作。这样的社会秩序是僵死的，非人性的，容易成为“法律专制”或“法律独裁”滋生的温床。
4、我国市民社会培育的含义和内容
市民社会的形成在西方国家是社会自然演进的过程，它是以中世纪的城市关民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而逐步地发育成熟的，这一过程经历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三个世纪的时间。对人类民主宪政和法治产生的历史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如果没有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与法治。同样，在我国，如果没有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上以自冶、自律为组织原则的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就不会有现代法冶的出现。
然而，我国长期的封建集权统治和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社会高度政治化，公共权力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核心，由此使中国社会个体的生存完全依附于公共权力，缺乏主体性，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社会领域陷于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怪圈的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发育不良，对现代法治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对权力的过分依附为权力的过度扩张创造了条件，社会缺乏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力量和监督力量，造成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第二，社会自身缺乏自组织的能力和体系，社会个体的意志缺乏通畅的表达渠道，导致私法不兴而公法发达。第三，对权力的崇拜，导致对法律的漠视。第四，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增强，市民社会的逐渐发育，这些负面影响正在减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市民社会对现代法治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市民 社会培育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和发展的过程。我国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我国经济竞争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法治化的角度，国家有意识地对市民社会的形成进行催化和培育都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催化和培育并不是越俎代庖，人为地建立一些组织强加给社会，而是要从现有社会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民间组织中选育有利于市民社会发展的社会自组织的萌芽，对其进行保护和鼓励，帮助它迅速地发展壮大。比如,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就是农民培育民主、法治观念的组织形式。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以后，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承包经营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承包合同，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变成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就使村委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性质在削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在加强。国家应该积极促进这种转化，使农民通过民主选举和民主参与组织起来的村民委员会成为农民走向市场的桥梁和抵御市场风险的屏障，同时，农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反映自己的意志，把国家法律变成村规民约，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真正自治的村民委员会一定会引导农民走向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其它如城市中的社区街道委员会都是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群众性组织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产供销合作组织，行业协会，以及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都应该成为市民社会的自组织系统，而不应成为国家机构的基层组织或附属机构。


注释：
①②③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8-89页、130-131页、132页、132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6页、251页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质检函(2001)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
近年来，制售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止，不仅扰乱了我国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声誉，也给被侵权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1997年我国新修改的《刑法》，虽然增加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罪名，但是，有关办案中一些事实证据难以掌握，新修订的《产品质量法》与《刑法》的衔接也存在一定问题，使得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难于定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犯罪存在发案多、立案少、立案难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鉴于上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已于2001年4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8次会议、2001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84次会议通过。该司法解释于2001年4月10日起正式施行。
为了进一步加大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转发你们，请你们按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认真做好以下工作：
一、结合行政执法工作，认真组织学习。《司法解释》对“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构成，做出了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对于办理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案件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及时组织执法人员学习，认真研究、领会其精神实质，并以此指导对质量行政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
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追究。根据我国新《刑法》规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在执法中发现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具有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义务。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这一法定义务，并应当严格按照《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对查证的伪劣商品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的、伪劣商品货值金额超过15万元的、为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提供生产、运输、保管等便利条件或制假技术的违法犯罪分子，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并积极配合、协助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以使违法犯罪分子得到有效的制裁。今年适当时候，总局将组织对市、县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省（区、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直属执法机构履行移送涉嫌制假、售假犯罪案件的情况进行检查。
三、加大对质量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在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和对质量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时，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严肃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严格追究责任人的违法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包庇、纵容违法行为，以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本部门及本部门所属机构的管理，严禁以行政部门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名义向社会推荐产品，不得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参与企业的经营性活动。
四、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工作。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工作，研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监督措施，进一步明确执法责任制，不断完善监督程序和监督机制。杜绝行政执法乱作为和不作为。对于执法人员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的，按照法律、纪律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五、各地在执行《司法解释》中的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向总局报告。
附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略）


200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