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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熊利民


　　摘 要：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是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要提高执政能力，执政党需要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变革合法性的基础，推动执政合法性向现代合法性的转型。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转型的趋向及其途径作粗浅的分析。
　　一、第一次合法性的转型：从意识形态中心型向经济绩效中心型的转变
　　合法性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统治的信任、支持和认同。一个执政党是否拥有合法性，就看它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及其程度如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当执政党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才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反之，执政党的号召和动员能力就会被削弱甚至失效，最终会导致政治动荡、政权丧失。因此，“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确立。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中国共产党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培育民众的认同感以凝聚人心，从而控制和领导国家政治生活。”“意识形态是关于建设理想社会的总体观念和信仰系统”，它是维系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资源，它所具有的价值引导功能、教育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以及规范功能，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情感，使社会成员产生和坚持关于合法性的信仰和信念，从而赢得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它的人民性、革命性、真理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和魅力，必然会赢得众多的信仰者和广泛的认同。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合法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成功地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建立了新中国而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上升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继续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支撑。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及灌输，使社会公众逐步形成、强化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信仰、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社会心理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建国后正是人民对党倡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憧憬，使得党赢得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动员力。相信党能领导人民建设美好社会，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使人民对党的执政充满了期待，产生了对党执政的“预支性的合法性”支持。这种支持甚至在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政策性失误以及随后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下都未曾动摇过。为了“美好的明天”，人民群众甘愿忍受现时生活上的困难。坚信“ 面包会有的”、“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会到来的”信仰，使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新中国的艰辛岁月里都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力是支撑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当然，该时期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不是唯一的，除了意识形态来源外，还有绩效（ 建国初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个人魅力（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历史传统（个人崇拜等）等来源，这些都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赢得了合法性。但比较而言，意识形态在整个合法性基础中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从总体上说，这个时期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中心型的。
　　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要维持得持久，需要把意识形态训导与执政绩效，特别是经济绩效有机结合起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基于实质合理性的诉求，它天然要求政绩的支撑。”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真理性和人民性只有最终体现在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上，才能充分地生成合法性。如果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得不到政绩的有效支撑，意识形态就会失去真理的力量，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就面临着危机。如同马克思指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意识形态训导与执政绩效的有机结合上做得是成功的，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卓有成效，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党的执政合法性得到增强。但50年代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出现和发展，“ 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导致国家的经济绩效每况愈下，人民不但没有得到期望已久的富裕生活，相反却陷入了普遍贫困的境地。为了维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维护执政合法性，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期望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甚至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强化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但适得其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升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和神圣地位，从而也进一步损害了意识形态赋予党的合法性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来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已显现危机。重塑执政合法性，实现合法性的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为了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地总结了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以经济发展来赢得社会成员普遍的支持。无疑，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发展可以带来福利的改善，使社会成员对执政党产生较高的评价，从而有助于社会成员认同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并牢牢抓住这个中心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由此赢得了人民群众对于党执政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正如邓小平所说：“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向经济绩效主导的合法性的成功转型使中国共产党走出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危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资源得以扩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
　　二、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合法性面临的新挑战
　　应该看到，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合法性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支撑执政合法性，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客观因素可能给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合法性带来许多变数。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经济绩效模式的合法性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第一、“政绩困局”的挑战。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来看，合法性基础的构成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多种合法性资源要素构成的，经济增长只是其中要素之一。任何一个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尽可能占有更多的合法性资源，不能把合法性仅仅放在一两种资源的的基础上。如果把合法性仅仅放在一两种资源的基础上，一旦这种资源出现短缺和枯竭，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危机。靠经济增长来换取合法性就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在分析“政绩合法性”的时候提出的“政绩困局”的问题。当经济快速发展时，人们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们就会拥护现有政治的统治。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或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能稳步提高甚至恶化，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种仅把经济发展作为政治稳定实现模式的实践的失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中曾得到验证。比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实践。这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政治合法性没有问题，可一旦经济停滞，社会矛盾马上就会爆发，执政党和政权就面临危机甚至倒台。尽管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执政党地位的稳固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对于“政绩困局”我们应予以充分正视。应该看到，经济的发展因受到诸多因素限制，不可能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的状态。首先，经济发展受自身规律的制约。一是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发展有快有慢，不可能总是快的；二是经济基数有大小之别，一般在经济基数较小时，经济增长较快，但随着基数不断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递减，不能总是保持很高的速度。其次，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增加了经济安全的隐患，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可能使一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殃及他国；全球自由投资的便利也增加了金融投机的可能性；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也使得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弱化。这些都使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因此，全球化时代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全球化这个异己的偶然性力量。总之，由于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使政治体系难以完全避免经济衰退，此时执政党就可能会因经济发展受阻而遭遇合法性危机，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日益增长的现代性政治观念和需求的挑战。政治合法性具有与时俱进性，时代不同了，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也不同。在传统臣属型社会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实施及被统治者的愚昧落后，使得迷信政治大有市场，统治者往往借用超自然的力量（神、上帝等）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这使得“天命论”、“君权神授论”大行其道。但在一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里，随着政治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转变，现代政治观念如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参与成为普遍的追求，由此导致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传统的“ 君权神授论”自然难以再生成政治合法性，人们也不仅仅满足于政绩合法性，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观念相适应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人们的更高追求。执政者能否及时地满足公民的现代性政治观念的期求，已经成为能否进一步获取合法性认同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的政治合法性正面临着这一问题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使公民对党和政府扩大民主、依法执政有了更高的要求，公民自身的政治参与期望也大增。上述民主诉求如果得到有效满足，党和政府会从中赢得新的法理性合法资源。如果这种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特别是参与渠道不畅通，公民的参与欲望得不到实现，就会导致公民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影响。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领域存在着民主需求迅速增长与满足民主需求的制度化渠道的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一方面，民主需求很快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原有的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渠道不多、机制不完善，又加上政治制度的创新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造成目前我国民主制度化的水平不高。这也成了制约我们扩大民主，满足民主需求的“瓶颈”。尽快解决这个“瓶颈”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需求，从中获取法理性合法资源，是执政党进行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三、改革发展进程出现的严峻社会问题的挑战。1978年以来，我国市场化趋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成效巨大，但由于体制转型，也由于我们对发展观的理解的片面等原因，导致了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出现了公共权力腐败、工人下岗和失业、农民负担过重、社会分配不均、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社会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个是腐败问题，一个是公平问题。这两大问题都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很大威胁。就腐败问题看。改革开放以来，个别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放弃共产主义信念，抛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滥用权力、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生活腐化，成为一大公害。腐败现象对执政合法性的危害在于，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败坏了党风，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现实生活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等现象大量存在，在有的地方已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这些都大大消耗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侵蚀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就公平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公平问题未兼顾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政策选择的失误，以及国家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国家法律、政策及管理方面出现的一些漏洞，致使极少数人收入和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收入差距拉大。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达到或超过了社会警戒线，具体体现为基尼系数偏高。据统计，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49。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行列。贫富分化对执政合法性的威胁在于，首先，引发社会不满情绪，降低政治认同，影响民心的向背。我们看到，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明显增多。根据一项对城市居民的调查发现，2000年有22%的居民对自身生活状况不满，超过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约有1亿人。另有学者根据各种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大约有5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大约4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仅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后者约有2亿人。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均贫富”文化传统的国度，对于贫富分化的承受度较低，贫富分化过于严重会影响到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评价，影响民心的向背。其次，损害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任何政党都有特定的阶级基础，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依靠的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并切实代表了这些主要社会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由此有了广泛的阶级基础。但当前这一基础正受到削弱。改革使所有的阶级阶层都获益了，但获益是不均的，两极分化的。从改革中获益最少的主要是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下岗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下降的群体、负担过重的群体主要出自这些阶级，这些阶级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尽管改革也给这些人带来了福利的绝对增进，但福利的相对增进太慢，仍然会使这大多数人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这就是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重要原因。改革实质上是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在改革过程中，执政党能否代表社会主要阶级的利益，是能否获得认同和支持的必要条件。显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社会基本阶级的相对福利受损，必然会削弱执政的阶级基础，这已成为威胁执政合法性根基的重大隐患。
　　经济绩效合法性面临的以上挑战说明，重新调整和扩大执政合法性，实现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已是十分必要的了。
　　三、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第二次转型的路径选择
　　当前，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实现执政合法性的创新与转型，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1、构建“以民为本”的绩效观，夯实执政合法性的绩效基础。执政党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必须提高执政绩效，满足民众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断提高经济绩效。现在，我们虽然不能把执政合法性仅仅捆绑在经济增长的快车上，但经济增长却是生成执政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只有尽可能地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富民强国，才能持续有效地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经济成就不仅在现时为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具有合法性。”鉴于以往改革中出现的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不均衡导致认同度降低、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流失的问题，对以往的经济绩效观进行调整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调整的基本趋向就是把“以民为本”理念引入经济绩效观中，并加以强化，形成以民本理念为指导的经济绩效观。“民本型”经济绩效观体现如下几点基本要求：第一，利民为本。“民”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发展经济的出发点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的，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落脚在最大多数人福利的改善上。第二，机会均等。国家创造一种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给每个人，无论是“ 官”还是“民”以均等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第三，利益分配相对均衡。可考虑根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既要保证效率优先，使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开拓创新的人先富起来；又要兼顾公平，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平衡利益分配，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利益差别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力争减轻或消除在中低收入者阶层中产生的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第四，弱势群体得到有效救助。民本发展观内在地要求执政党更多地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的疾苦，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实施重点救助。第五，抑制腐败。要以民为本，赢得人心，必须解决当前广大群众最不满意，对党群关系影响最严重的腐败问题。“对于现任的政治机构来说，制止腐败是在转型期维护信誉最保险的办法。”“现任的中国领导层和政治机构如果能更有效地遏止腐败的蔓延，中国的老百姓就会更有耐心并重新树立对政府的信任。”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体制，严格约束和规范公共权力，是治腐之本。惟有建立起完善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体制，才可以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消除滥用权力的现象，有效防止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行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祸害，堵住合法性资源流失的漏洞。
　　2、培育法理型权威，并使其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主导。法理型合法性是现代社会合法统治的必然趋势和最终归宿，特别是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在原有合法性受到挑战后，及时构建法理型的权威，这是开辟新的合法性资源的必然选择。马科斯·韦伯曾把合法性基础分为三种广为人知的类型：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一般来说，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的传统型、超凡魅力型或法理型合法性基础，多数国家的合法性都是三种类型的混合，但三类合法性配置的比重各有不同。现代社会的日益理性化、功利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使得现代执政党从某些神话、宗教或传统惯例中获取的认同大大下降，也使得人们对具有虚幻色彩的个人魅力的信仰日益淡化，而对建立在法定民主程序和制度之上的统治的认同日益增强。因此，法理型认同必然会取代传统型认同和“超凡魅力”型认同而占据统治地位。正如马科斯·韦伯指出的：“如今，最普遍的合法性形式是合法的信念，即形式上正确的制定，且以人们习惯的方式制定所含有的默认。”法理型统治是指建立在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基础上的统治。法律制度之所以能产生合法性信仰是因为法律化的制度规范设定了大家认同的程序化的政治体制、政治机制和政治行为规则，政党行为遵循了这些“游戏规则”，在价值尺度上才被判定“正统”，否则被视为“非法”，因此，对民主程序的认同将使执政党获得合法性，这也就是卢梭提出的“按程序办事的合法性”。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向法理型认同转型，符合现代社会合法性基础演变的必然趋势和规律。重视法理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大力培育法理型权威，是当前我国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执政党做到：第一，依法执政。执政党要大力弘扬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确立宪法、法律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准则的地位，推动和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行使执政权力。第二，民主执政。现代法理的权威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缺乏民主，执政权威就缺乏认同。因此，培育法理合法性，就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要真正行使好代表功能，就必须特别注意发扬民主。执政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规范的、程序化的公民参与制度和机制，为公众提供自由的、均等的参与机会。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民意得到表达，民主权利得到实施，利益得到维护。这样的制度必定会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就会从民主制度和体制中获得合法性资源，有利于在制度上加强执政合法性。第三，科学执政。以往，执政党的治国理政带有一定的经验色彩，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执政党走出凭经验执政的思维，树立科学执政的新理念。科学执政对执政党的新要求是：执政党能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注重研究执政规律和执政艺术；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进行科学化决策；实施科学发展观等。只有科学执政才能提高执政绩效，提高执政能力，从而获取更多的执政认同。
　　3、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奠定合法执政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历来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之一，特别是在良好的执政绩效作支撑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信仰形式对于论证和维护执政合法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创新执政合法性决不能忽视或淡化意识形态的训导作用，而是要继续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优势。邓小平指出：过去搞革命，中国共产党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靠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现在搞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要靠这个。“ 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创新。为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用实践标准加以检验。确是错误的个别论断和言论就加以放弃；有些是适应当时而不适应当前的就应扬弃；证明正确的就继续继承和坚持；证明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就要坚决摒弃。第二，要使意识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才更具有生命力，更具吸引力，才能更易为群众所掌握和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它已得到了普遍的政治认同，而成为在当代中国具有强大动员力的主流意识形态。第三，要使意识形态更具亲和力。意识形态创新要尊重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要与民主、自由、公正、人权相契合。只有如此，意识形态才可能获得普遍的认同，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有效地维护执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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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委托代理人到庭的民事案件不能按撤诉处理


一、 案情
原告吕建平与被告方黄有林等五人因邻里琐事引起纷争，在纷争过程中，三原告被被告打成轻伤，案经当地派出所调查处理并就民事赔偿未达成协议，三原告向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提起了诉讼。在诉讼过程中，三原告共同委托了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其委托权限为一般授劝。人民法院在确定开庭之日开庭时，三原告因当地修路交通不畅未能准时到庭，委托 代理人准时到庭，人民法院以当事人未到庭为由裁定三原告按撤诉处理。
二、 本案的核心问题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理解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委托 代理人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这是他们的一项权利，《民事诉讼法》第58条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委托代理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中普遍适用的一项制度，实行委托代理制度，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充分地性使诉讼权利和履行诉讼义务，一部分当事人因种种的原因不能亲自参加诉讼，或者因缺乏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而需要他人给与帮助，对于他们来讲，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就必不可少。
委托代理人的诉讼代理权不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而是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授权。经过授权，委托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所为的诉讼行为，就相当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其法律后果均由当事人承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规定，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分为有特别和无特别授权（即一般委托代理），具有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可以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经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这样一些涉结及对于民事实体权利处分权，但代理出席法庭参加诉讼的权利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只是限制或者制约其某些民事权利的处分，而不影响委托代理人出席法庭代为诉讼。
三、本案人民法院不应裁定三原告按撤诉处理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对于本条的规定不能孤立地经行理解。笔者认为，对本条的理解和运用应当全面，更不能抛开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委托代理人制度。根据以上对于民事委托代理人制度的分析，一般民事案件有诉讼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当事人是可以不出庭的，而不论诉讼代理人是特别授权的还是一般代理的，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的离婚案件，根据该条规定离婚案件即使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以外，仍应出庭；确有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当事人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针对本案，三原告的律师准时出席了法庭，虽然三原告未能准时出庭，但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人民法院裁定按撤速处理，是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同时剥夺了律师代为诉讼的权利，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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