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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作为合同生效要件以及商品房预售款项规范管理的构想
——如何降低商品房预售中购房者的风险

作者:王清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我国房地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了规范房地产市场，保证和促进房地产发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并公布了《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筑法》等法律；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了大量行政规章和行政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目前，我国房地产法律体系业已初步建立，为房地产纠纷的处理提供了依据。作为新兴产业之一，且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房地产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近年来法院审理的房地产纠纷案件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而“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投诉电话之最亦属房地产业。其中，因商品房预售而产生的纠纷亦不在少数。
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的存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那么，其原因何在？我们又应采取什么对策来加以规范？在本文中，针对现如今商品房预售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从商品房预售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发，从法理的角度阐析导致商品房诸多预售纠纷中该法律法规中所存在的漏洞，并就如何完善立法加强管理和规范提出自己的些许建议。
一、商品房预售的概念及相关法律规定
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商品房预售方式首创于香港，由于房屋尚在施工中便被“拆零砸碎”，分期分批地预售给广大投资者，如“落花片片坠落”，故商品房预售又被称为“卖楼花”。 因其可以有效地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先期资金投入的问题，因而是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交易形式。在商品房预售过程中，由于工程长，交易标的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使购房者所面临的风险有比一般现房买卖大得多，购房者通过房屋预售合同只获得一种期待权，其权利的实现非常地被动。为了保护广大购房者的权益，国家对商品房的预售有着较为严格的法律限制。其中，《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三）按提供的预售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２５％以上，并已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已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等规定对商品房的预售条件、市场准入等予以事前调整及规范。另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３０日内持商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３０日内，到商品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第三十三条“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９０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等规定也都对规范商品房预售后有关合同的登记备案制度及产权登记等事项进行了详细地事后调整。在今年的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将于今年的6月1日起施行。
二、商品房预售所存在的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由于我国的不动产立法还不完善，市场机制也不健全，商品房交易行为极不规范，特别是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再加上房地产开发工期长、施工过程中会面临不确定的、复杂的因素，各种形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以泉州市鲤城区法院为例，仅2002年就受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180件。其中，开发商在售房时做出的虚假广告与实际建设情况不符而引发纠纷,有15件,占(该类案件数的)8%；开发商违反合同中约定的日期交房，买方要求支付逾期违约金而引发纠纷,有26件占14%；开发商交付的商品房面积缩水，与合同约定的面积不符而引发纠纷,有3件占2%；开发商与买方因商品房销售合同中的有关条款理解不一致产生分歧而引发纠纷，有36件占20%；开发商未按期将完工的商品房交付有关部门验收，导致商品房交付时未取得验收合格证书或造成买方未能如期发挥商品房的使用功能而引发的纠纷,有100件占56%。
纵观现今商品房预售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房地产开发企业重复预售商品房，或者将已抵押的商品房预售、将已预售的商品房抵押，使得一部分购房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实现，给购房者造成巨大损失；
2、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已贷款抵押的商品房预售套取资金，而后席卷预售款项或逃或匿，给购房者留下一幢“烂尾楼”；
3、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后，未能将预售款项用于在建工程，而是挪作他用，导致所建项目未能如期竣工交付使用甚至停工；
4、房地产开发企业交付的商品房面积缩水或者偷工减料使工程质量不合格，甚至出现豆腐渣工程，给房屋安全问题埋下巨大隐患；
5、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预售房屋时做出虚假广告，与实际建设情况不符，欺骗购房者，引发诉讼纠纷；
6、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期将完工的商品房交付有关部门验收，导致商品房交付时未取得验收合格证书或造成购房者未能如期发挥商品房的使用功能。
由于我国商品房市场仍处于发育阶段，不仅市场主体的一些经营行为极不规范，我国相关的法律也不完善，行政管理无法到位。立法上的不健全，未能给予严格地法律监督，导致行政管理上未能对商品房的预售进行适当地法律定位（如预售合同的登记备案只作为一种行政意义上的义务，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使得该制度停留在表面上无法得到完全遵守，并导致商品房的一房多售和商品房抵押与预售的冲突，未能实质性的保护购房者，充其量也只是行政机关对购房者的一种雪上加霜的做法）、动态跟踪（如预售款项使用的监管空白，使得购房者的购房款有如一叶小舟置身茫茫大海，能否平安返航只有大海知道）、完善地惩处机制（如未规定对不依法对预售合同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备案及不依法使用商品房预售款项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处罚措施，使得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违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等等，问题也就存在了。
三、商品房预售相关法律规定的漏洞
在上述法律法规的保护下，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侵害，体现了商品房预售机制中对购房者保障力度的薄弱，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之间的极不平等性。上述规定看似非常地严密，却有如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实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纰漏：
1、商品房预售登记不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生效的要件，其所登记的是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它并不如担保法规定的房地产抵押合同须经登记生效以保障抵押权的实现，使远处于弱势的承购人的房屋期待权未能得到更切实有利地保护和实现，购房者所能做的仅仅是等待，却无从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有在背后搞小动作，其所能看得见的唯一保障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而这对于一座高楼大厦来说简直不足为道。当商品房预售登记对一个合同的效力问题并不产生任何影响的时候，它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很自然地会被忽略或忘记。于是，商品房的一房多售、抵押后预售、预售后抵押就不为人所知了。这样，承购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不法侵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2、对于如何保证监督商品房预售款项使用的问题，由于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导致商品房预售款项的使用过于混乱无序且无人监管，这一漏洞在精明的商人们的眼中犹如一个能吸走任何东西的风穴，使得商品房预售筹集资金不足的真正目的被扭曲成了为房地产开发企业降低交易风险的棋子或变相套取资金的手段甚至诈骗购房者预交的款项的良机。商品房预售款项不规范管理，使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最直接收益为提前收回成本，无异于将购房者推到风口浪尖，为一幢短期内看不见的“海市蜃楼”担负风险，而房地产开发企业则在旁观望、嘲笑。商品房预售款项的管理空白，使得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的多重限制和约束只剩下市场准入，而一切事后调整的规定在丧失对预售款项的有效监管下，成了无根之木，无水之源。因为，本应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的投资风险已经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了 ，这无疑为房地产开发企业解除了后顾之忧。
3、房产主管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如何对违反登记备案制度以及预售款项用于工程建设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处罚的法律空白，使得商品房预售及款项使用得不到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预售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它注意到了商品房预售的市场准入条件和限制，却有意地疏忽了违反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二、三款的惩处机制，未能给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健全地处罚措施保障预售合同登记备案义务及预售款项专项使用义务得到彻底地履行，给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可乘之机，更给房地产开发企业恶意将商品房的一房多售、抵押后预售、预售后抵押等侵害购房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打开了便利之门。据笔者所知，“一房多售”的最高记录为“一房五售”，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此外，“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９０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的规定，却使得商品房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着实有三个月之长的法定可分离状态，不利于房地产交易市场的稳定，也让房地产开发企业足有三个月的时间寻找买主将该商品房再次销售给他人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以恶意套取资金，侵害一手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亦或者，倘若房地产开发企业不配合购房者到有关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或者迟迟不将已竣工的房屋交付有关部门验收的话，处于极为有利位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还可以借此与购房者讨价还价，极大地拖累了购房者，两者的关系就犹如一个被人抓住小辫子的人处处被动的局面。
四、完善我国商品房预售立法的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商品房预售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商品房预售的立法，给予相关行政部门明确地执法依据，以加强行政管理， 通过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来约束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行为，避免房地产开发企业恶意或有意将投资风险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亦或者不合理使用预售款项引发一系列工程问题，给商品房的预售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平衡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之间的风险分担，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执业规则，以更好地保护购房者的利益。即将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对商品房预售的合同效力、预售广告、风险负担、质量、五种惩罚性赔偿责任等方面如何具体适用法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规范商品房预售市场的两个其作用不可估量的关键因素（即商品房预售登记和预售款项规范管理）却被忽略了：
首先，商品房预售登记必须作为预售合同的生效要件
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规定，商品房预售登记是由预售人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这是预售人的义务。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论出发，两者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有权利必有义务，有义务必有权利。而购房者作为与该预售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一方，他就应该有权利要求预售人必须对预售合同进行登记，而相关法律法规中并为赋予购房者这一权利。因此，应该明文赋予购房者要求预售人进行预售登记的权利，这样才能避免预售人不到有关部门登记，而购房者却始终被蒙在鼓里无法及时有力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才知道新娘要嫁人了而新郎不是你。
从市场交易实践来看，商品房预售的登记，它可以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可以避免和预防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的作用。商品房的预售登记并不是一种物权登记，它使购房者取得了对尚未实际存在即尚在建的商品房的具有物权性质的期待权。但是，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只赋予了商品房预售登记行政上的意义，却未赋予其法律强制上的意义，致使商品房的预售登记成为一个摆设。因为商品房预售登记制度的不抓落实，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将房屋多次销售给不同的人，也可以待楼价上涨后卖给他人赚取更高的利润。而要将商品房预售登记制度上升到实质意义上法律强制的高度，则必然要求将登记作为预售合同的生效要件。这样，才能强制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必须到有关部门进行合同登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予以足够的重视，通过登记使合同产生公示的效力，对抗第三人的购房行为，减少商品房预售的纠纷，通过行政部门的登记监管行为，彻底打破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商品房预售套取资金的美梦，从根本意义上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的实现，也可以解决现今法学界一直在争论的“商品房预售”与“商品房抵押”何者效力优先的冲突，其对于稳定金融秩序的积极意义不容小视。
其次，必须有专门机构对商品房预售款项进行有效监管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但是，这一条款具体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其款项的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管，使之根本并未得到广大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重视和遵守。而当商品房预售款项的使用被放纵的话，房地产开发企业携款潜逃现象非难事，商品房面积缩水、工程质量不合格现象将因款项的不到位而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商品房的诸多问题中，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屡见报端，就连98年以前的长江大堤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坝也有豆腐渣工程的阴影。这其中，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为牟取暴利而为之的心态在作祟，但是，赚钱是生意人的本性，对于其心态我们还可以表示适当地理解。而当这些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工程在阳光下作业时，我们的法律又在干什么呢？它告诉房地产开发企业，你必须将预售款项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然后它就在懒懒地阳光下睡着了。在我们的国度里，国民的素质尚未提高到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法律、自觉捍卫法律的高度，它必须在有关部门的有效监管的外力作用下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在公司股票、债券的发行中都规定筹集资金不按规定用途使用的，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它还有中国证监会的监督管理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在商品房预售中，我们也应当借鉴此种做法，考虑由银行或者信托机构负责对预售款项进行实质性的监管，确保预售款项的专项使用和工程款项的充分供给，并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给付监管结构一定的报酬， 待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后再将余款退给房地产开发企业，以避免预售款项未被用于工程建设而引起的工程质量不合格、工程停工甚至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老板携款潜逃或者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期将完工的商品房交付有关部门验收等问题，最大限度地保证工程款项不人为地流失，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给购房者提起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留有余地。
最后，完善对未依法进行预售登记和预售款项专项使用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惩处机制
所谓的法律，它的一大特征就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而在商品房预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对不履行预售合同登记备案义务及预售款项专项使用义务的惩处机制。在缺乏相应地惩处机制的前提下，违法成为了一件肆无忌惮的习惯行为，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就司空见惯了。在前面，我们已经阐述了商品房预售登记必须作为预售合同的生效要件和专门机构对商品房预售款项进行有效监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为了保证这两项措施得到落实和遵守，我们还应该健全相应地惩处机制，明确其违法的代价，包括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只有在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下，才能真正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
总而言之，在我国推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下，我们要力求立法尽可能的完善，完善的立法被完全执行。在规范商品房预售的市场交易行为中，我们应完善立法，明确违法所应担负的法律责任，并辅以严厉地惩处措施，使其不能、不敢、不愿也不想违法，立法被完全执行，不要让不法奸商钻了法律的空子，让法律成为不法奸商的保护伞，更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这才是法律的真正目的所在。


票据上所作记载的性质及效力分析

孙 霞


【内容摘要】票据作为一种文义证券、要式证券，应当严格符合票据法对票据行为的行使要求。理论界对票据记载的专门研究甚少，也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本文从与票据记载有关的理论出发，提出明确的票据记载的分类标准，并尝试将票据记载的性质与效力问题进行统一研究，对票据记载共作六种性质/效力的关联分类。
【关键词】票据记载 性质 效力 有效要件

一、 理论前提
票据作为一种代替现金的支付工具，在经济活动及商品流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研究票据上所作记载的性质及效力问题，需从票据的特征与作用、票据法的本身特点两个角度入手。
首先，票据作为一种文义证券，票据上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完全依票据上所载文义而定，文义之外的如何理由、事项均不得作为根据。票据作为一种要式证券，票据的制作方式和记载事项必须严格按照票据法的规定，票据的签发、背书转让、承兑、付款等票据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式进行，并完全符合记载事项的要求，否则将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甚至导致票据本身的无效。票据作为一种流通证券，其比一般有价证券更为迅捷的流通性使票据成为商品经济的重要工具，发挥着支付、流通、信用、结算、融资等多种功能。
其次，从票据法本身的特点来看，票据法虽然属于私法范畴，但同其它的私法例如《合同法》相比，具有明显的强行法的特点。票据法不体现私法自治原则，内容不由当事人意思表示所决定，而由法律作出强行规定。[1]当事人违反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所为的票据行为不能产生法定的效力。
票据及票据法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票据上所作记载事项必须是票据法所明确规定或允许存在的，且不能违背票据的本质属性或阻碍票据作用的发挥。
二、 票据记载的含义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关于票据记载的含义，学术界缺少统一、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所谓票据记载，是指票据行为人在为一定票据行为时，在票据表面上对票据行为内容所作的陈述或限制。例如一定数量的金额，背书人所作的“禁止背书”的记载。票据记载是构成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之一，例如票据法第22条规定了汇票出票必须具备的票据记载。票据记载也是确定当事人票据权利义务的唯一依据，票据记载事项之外的如何外部因素均不得成为对票据解释的依据。这是由票据的文义性决定的。
要正确把握票据记载的含义，还必须明晰下列相关概念。
（一） 票据记载与票据签章
应当说学术界对此问题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而是直接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将票据签章视为票据记载的一种。[2]笔者认为，虽然票据签章与票据记载同属于票据形式要件范畴，但两者具有根本区别。首先，如上所述，票据记载是对票据内容的确定，而票据签章仅仅是对票据主体即票据义务承担者的确定。其次，某些票据记载欠缺时，有可能根据票据法的规定进行推定，即推定已记载；而票据签章欠缺时，不可能发生推定的情形。[3]再次，从证据角度来看，票据记载由于是对票据行为内容的确定，因而不能根据记载的笔迹等外观特征来推定票据行为的主体，即票据记载不能作为票据关系的证据，而只能作为一般法律关系上的证据。而票据签章则直接载明票据行为的主体，因而是票据关系的证据。至于我国票据法将票据记载与票据签章在同一条文中规定，只能看作是立法技术的处理（因为票据法本身是一种技术性立法），而不能将两者等同视之。
（二） 票据上所附条件与民法上附条件法律行为的联系与区别
票据行为人在为票据行为时所附的条件也是票据记载的一种。如背书人在背书时所附的条件。票据上所附条件的效力因不同票据行为而不同，下文详述。在此需要讨论的是其与民法上附条件法律行为的联系与区别。票据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首先应符合民法关于法律行为规定的基本要件，但由于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及票据法的强制性，故票据行为在适用民法的一般原则时又应有所变更或例外。因而，票据行为附条件与民法上附条件法律行为在性质与效力上应是不同的。对此，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为区别的基础：（1）民法与票据法评价行为效力的方式与根据；（2）票据法与民法的主要性格差异。[4]首先，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要素，民法从意思表示出发，将民事行为的效力区分为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四种；而票据行为以迅捷、安全的流通为其价值所在，故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效力的评价方式只有两种，即要么有效，要么无效，以避免票据行为效力的不确定性而影响票据的流通。其次，民法以意思自治为原则，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意义更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把当事人的动机反映到法律行为中，[5]因此，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得附条件者外（如继承权的接受或放弃），其它民事法律行为均可以由当事人设定条件。而票据行为虽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之一种，但由于票据法本身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属强行法，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原则上票据行为不得附条件。如汇票必须无条件支付，若附有“货到付款”等条件，则与票据的性质相背离，不仅所作记载无效，票据本身也无效。
三、票据上所作记载的性质及效力分析
（一） 票据法中的一般规定
纵观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记载事项的规定共有22个条款，分别是：第8条关于票据金额的记载；第9条关于票据记载事项的合法性要求及其更改；第22、23、24、76、77、85、86、87、91条关于出票行为所作记载的规定；第103条第（五）项出票人虚假记载的法律责任；第27、29、33、34、35条关于背书行为所作记载的规定；第42、43条关于承兑行为所作记载的规定；第46、47、48条关于票据保证行为所作记载的规定。此22个条款中，有些明确了票据记载的效力，有些则未明确之；且实践中票据行为人在票据表面上的记载是形形色色的，法律本身不可能穷尽。因此需要对票据记载进行一般性质及效力分析。
对票据记载事项及其瑕疵问题，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野十分明显。大陆法系对票据记载事项限制的严格而细密，十分注重票据的形式合法性。如《德国票据法》详细列举了票据的应记载事项，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均不被视为票据。而英美法系对票据记载一般只作概括性规定，而非列举式，票据形式较为自由。如《美国票据法》第3-114只规定“在任何必要部分仍未记载完全时就签名的，在记载完全前不得行使票据权利”，而没有明确规定票据无效。[6]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则明显属于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
（二） 评价票据记载性质与效力的标准
以什么标准作为评价各种票据记载的性质？学术界研究甚少。笔者认为，票据记载是票据行为人在为一定票据行为时，在票据表面对票据行为内容所作的陈述或限制，因此，票据上所作的记载必须符合票据的一般属性，不违背票据的功能及存在价值，不违背票据法作为强行法对票据运作及票据行为的强制性规定。符合这一标准的记载则具有肯定性的性质与效力，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记载则具有否定性的性质与效力。例如票据法规定背书人背书转让票据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票据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背书人的这种“保证承兑与付款”责任是法定的，故若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免除担保承兑”或“免除担保付款”字样，则属于对票据背书行为强制性规定的违背，从性质上说是无益的记载，从效力上说则是无效的记载。确定这样的标准评价票据记载的性质与效力，可以更好的解决“瑕疵票据与票据效力的关系”问题。
以不同标准可以对票据记载作不同的分类。例如以票据记载是否可以更改为标准，可分为可以更改的事项和不得更改的事项。我国票据法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44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12条均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此三项记载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除此之外的其它记载事项经原记载人签章证明可以更改，并按更改后的记载发生效力。以票据效力要件为标准，可以分为属于票据有效要件范畴的记载事项和不属于票据有效要件范畴的记载事项。属于票据有效要件范畴的记载事项即决定着票据有效或是无效的记载，包括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不得记载的有害记载；不属于票据有效要件范畴的记载事项即与票据有效与否无关的事项，所作记载不影响票据效力，只发生记载本身无效或将之视为未记载或发生其它法上效力。笔者在本文中所要讨论的则是票据记载的性质与效力关联分类问题。
（三） 票据记载的性质/效力的关联分类
以往较多学者要么只从性质角度对票据记载进行分类，要么只从效力角度对票据记载进行分类，[7] 要么不对票据记载作单独论述，而是放在票据抗辩中物之抗辩的理由进行论述。[8]为了对票据记载性质与效力作更深入的比较研究，笔者试图在性质分类和效力分类之间建立一种一一对应的关联关系。也就是说，某一特定性质的票据记载只能发生一种特定的法律效力。建立这样一种性质/效力关联关系既反映了各种票据记载本身的属性，也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票据效力、票据抗辩、票据解释等相关问题。
根据以上探讨，笔者认为票据记载的性质/效力的关联分类如下：
1、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有效要件范畴的事项
无论从性质入手还是从效力入手，学术界对必要记载事项（包括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从内涵到外延的认识都是统一的，此类记载事项的范畴及效力也是非常明确的，都由法律明确规定。这些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有的是属于票据本身的有效要件，有的是属于票据行为有效的法定要件。我国票据法对此类记载的规定包括：第22条汇票出票的记载事项；第76条本票出票的记载事项；第85、86条支票出票的记载事项；第42条票据承兑的票据事项；第46条票据保证行为的记载事项。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出票行为，将使所作的票据无效；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承兑、保证等票据行为，则将使相应的行为无效。
2、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可推定记载的事项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是指从本质上说，这类记载对票据或票据行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行为人未记载，也并不导致票据行为无效，而是由法律进行推定其记载的内容，补救行为的效力，消除票据的不确定性，保证票据迅捷流通。因此，这种推定也是必须进行的，不允许不推定而空缺。关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也就是可由法律直接加以推定的票据记载的范围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法律对当事人的不作为进行推定其某种意思表示，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场合、领域；且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否则这种推定则是违法的。故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可推定的记载，应严格限定在票据法明文规定的以下事项：第23条汇票上付款日期、付款地、出票地的推定；第29条对背书日期的推定；第77条对本票上付款地、出票地的推定；第87条对支票上付款地、出票地的推定；第42条对承兑日期的推定；第47条对被保证人、保证日期的推定。除此之外的事项若未记载，当事人不得自行推定，而应按照其它性质的分类发生相应效力。
3、 绝对有益记载事项/可记载并生票据法上效力的记载
此类票据记载是指既非必须记载，又非不得记载，而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是否记载。行为人一经选择并作出记载，则发生相应的票据法上的效力，不得视为无记载；而行为人未作记载时，也不得进行推定解释为已记载。[9]必须明确的是，此类记载事项也应当是票据法及相关法规明确规定的事项，未有法律明文规定而作出的记载应排除适用。此类记载包括：票据法第27、34条“不得转让”字样，出票人或背书人一经选择记载，则发生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票据不得转让”的效力，这实际上是出票人、背书人对票据流通的限制，使票据仅作为一般债权的支付手段；第35条背书人记载“委托收款”或“质押”字样，则发生委托收款背书、质押背书的相应效力，而非一般的背书转让效力。除此三种记载之外的其它记载，均不属于此类性质/效力的记载事项。
4、 相对有益记载事项/不生票据法上效力的记载
票据法第24条规定：“汇票上可以记载本法规定事项之外的其它出票事项，但是该记载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也适用于本票、支票）这是此类性质/效力记载的法律依据。根据本条规定，票据法规定事项之外的其它记载，虽法律未明确规定可以记载，但行为人可自行决定进行记载，但记载本身不具有票据法上效力；但由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仅受票据法调整，故若所作记载符合其它法的规定，则可生其它法上效力。记载不生票据法上效力的事项多为有关实质关系的事项，比如合意管辖文句、资金文句、交易合同号项、开证银行名称及帐号、违约金文句、通知文句等，分别可生民法或诉讼法等其它法上效力。[10]此条规定的目的是根据票据的要式性要求，保证票据本身的安全，同时又可规范票据法与其它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外需说明的是，此类记载事项虽然是“票据法规定之外的其它事项”，但不得是票据中禁止记载的事项，如下面述及的两类可能产生某种无效后果的记载。
5、 无益亦无害记载事项/记载本身无效的记载事项
此类记载事项是指其存在与否不发生如何法律效力的记载，记载了，不影响票据效力，此为无益；不记载，也不影响票据效力，此为无害。也就是说，记载了，记载本身无效，视为无记载；未记载，不得推定记载。包括：第33条背书时附条件，所附条件不具有票据上效力；第91条支票上记载付款日期，记载无效，因为支票限于见票即付；第48条保证附条件，不影响汇票的保证责任。尽管三个条文表述略有不同，但其基本态度都是一致的，此三项记载，法律规定是不应当记载的，因为它从某一方面违反了票据法的规定，但又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票据及票据行为的本质要求，故法律加以宽松规定，只使记载本身无效，而不涉及票据行为的效力。也正因此，此类记载也应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可以视为无记载的范围。
6、 有害记载/使票据或票据行为无效的记载
这是法律后果最为严重的一类记载，是指票据上绝对禁止记载的事项，若记载了，则导致票据无效或票据行为无效的后果。目前理论界对票据记载的分类不尽完全与周延，如有的学者只考虑了使票据无效的事项这种“有害记载”，有的学者未细分无益亦无害记载与有害记载，而是统称为不得记载事项，混淆了不同性质的记载的各自法律效力。笔者认为，有害记载包括两类，一类是票据法明文规定的有害记载：第33条部分转让背书或分别转让背书的记载，背书行为无效；第43条附条件承兑，视为拒绝承兑，即承兑行为无效。另一类是虽无票据法的明文规定，但由于这种记载本身根本性违背了票据、票据行为的强行性规定，或是阻碍了票据流通或功能的发挥，故也应是当然无效的。如票据均需无条件支付，如果记载了“货到付款”或“验收合格后付款”，则违背了这一根本规定，当属无效票据。再如，出票人依票据法在出票后即承担“担保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若记载“免除担保付款”或“免除担保承兑”，则当属无效票据。
笔者尝试的这种性质/效力的关联分类，应当已能清楚、完整地表明各类票据记载的性质与效力的区别。



注释：

[1] 刘家琛主编，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第19页。
[2] 可参阅黄赤东、梁书文主编，票据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第278、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