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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做法及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王晓艳、韩秀峰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概括为三句话就是“当宽则宽，该严则严，严以济宽；宽严有度；宽严审时”。审查逮捕肩负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作用，决定了在审查逮捕工作中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特殊重要性。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如同一把“双刃剑”，准确运用可以有力地打击犯罪，不当运用则可能侵犯人权。所以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要正确理解宽与严的辨证关系，把宽和严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要改变宁严勿宽的思维方式，也要防止宽大无边放纵犯罪问题的发生。
一、在审查逮捕过程中，认真贯彻依法从严的方针，做到该严则严，决不手软。
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的各种因素大量存在，刑事犯罪处于高发期，对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坚决打击，2007年6月1日至10月底在河北省开展的“严打整治”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经济快速发展环境，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黑社会性质犯罪，贩卖毒品以及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投放危险物品等严重犯罪，必须依法严厉打击，决不手软。自2007年6月1日至8月底以来，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抢劫案件17件30人，强奸案件3件3人，杀人案件1件1人，绑架1件4人，贩卖毒品2件4人，检察院均在三日内做出批准逮捕决定，依法从重从快地打击了犯罪。
对于虽不属于八种严重刑事犯罪，但在当地影响恶劣的案件，为了维护当地的稳定，检察院也应坚决地从严打击。如：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叶阿弟等八名犯罪嫌疑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时发现，叶阿弟等八名嫌疑人均是传销人员，被工商部门查获后，责令其离开传销组织，返回原籍。但八犯罪嫌疑人不听劝告，不但不回原籍，还组织人员十余人冲击工商所，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为了打击传销，检察院及时对八名嫌疑人做出批捕决定。
目前非法传销被国家列为商业领域邪教组织。它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秩序。同时，由于传销而引发犯罪，也时有发生。如不及时有力地予以从严打击，必将后患无穷。2007年以来，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共审查批准逮捕传销人员犯罪案件12件43人，其中非法拘禁7件21人。嫌疑人以找工作为由将受害人骗到河北保定，然后强迫其参加传销组织，交纳入会费，否则就派专人看管，锁在屋内，剥夺其自由，其中二名被害人趁看管人员睡觉的机会从窗户逃走，不小心坠楼，一名被害人被摔成重伤，造成终身残疾，另一名被害人被摔成轻伤。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对于涉及传销人员的犯罪，检察院坚决予以从严打击，从快批捕。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在审查逮捕中发现，有些犯罪分子十分猖獗，为了挣钱不择手段。如该院在审查刘亚杰、刘兰秀等五名犯罪嫌疑人涉嫌强迫卖淫案中，犯罪嫌疑人刘亚杰以给被害人闫某某（女，17岁）找工作为由，将其介绍到刘兰秀的足疗店，从中得介绍费1000元，当被害人得知到足疗店是当卖淫小姐不同意要走时，犯罪嫌疑人刘亚杰伙同另一犯罪嫌疑人王边江，对被害人进行殴打，强迫被害人当卖淫小姐，后被犯罪嫌疑人刘兰秀等人拘禁在足疗店，强迫其卖淫。被害人几次逃跑，被发现后均遭到殴打，被害人闫某某被拘禁8天多次被强迫卖淫。直到被害人偷用嫖客的手机给朋友发短信。其朋友报警，才被公安机关解救，此案情节实在恶劣。在当今社会，在河北省保定市区，竟会发生这样性质的犯罪，真是触目惊心。对上述犯罪必须予以严厉地打击。检察院均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逮捕，做到从重从快。
二、要坚决贯彻依法从宽的要求，做到当宽则宽，给于出路，对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
在审查逮捕中，对于几种严重刑事犯罪，必须严厉打击，保持对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阻止犯罪上升，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但在实际工作中又要区别对待，做到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在审查逮捕过程中，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在把握事实证据的条件下，注重对“有无逮捕必要”条件的正确把握。对于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的犯罪，对初犯、偶犯及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问题，检察机关应不断地研究、探索如何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使他们健康成长。尤其是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如何使已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在审查逮捕中该院的做法是：对于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有监护条件的，一般不予批准逮捕。本着对未成年人教育、挽救的原则，尽量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给他们改过自信的机会。
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该院在受理环节就认真把关，对于不应该逮捕的，该院及时地建议公安机关变更措施。如：该院在受理公安机关提请审查逮捕的芦牮铮涉嫌强奸一案时，经审查芦牮铮1992年10月25日生人，满14周岁，保定市人，犯罪情节较轻，没有给被害人造成严重后果，有监护条件，系初犯。为了教育挽救，该院及时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直接起诉。公安机关对芦牮铮采取监视居住后，被害人家长认为公安机关将人放了，就到检察院来闹。问：为什么检察院不捕芦牮铮？该院认真地给被害人家长做工作，讲明道理。后来被害人家长非常满意，临走时一再表示由于自己不懂法律，误解了检察机关。
对于已经受理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的犯罪案件，检察院认真审查，严格把关，做到不该捕的坚决不捕。如：该院在审查李凯涉嫌寻衅滋事一案时，办案人经过阅卷，提讯犯罪嫌疑人，查明李凯1990年7月18日生人，保定市人，系十三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2007年7月28日21时许，李凯同王铁（男，13岁），骑自行车行至保定市华电路“网络公社”网吧附近时，发现梁亚男（男，17岁）看他们，李凯便将梁亚男拦住，用脚踹了梁亚男一脚，并说：“把你手机借我用用。” 梁亚男不同意，李凯就从地上捡了块砖头说：“石头可不长眼。” 梁亚男怕挨打，就将手机给了李凯，李凯又将手机给了王铁，后二人将手机卖掉。破案后，手机追回。经该院审查后认为，李凯的犯罪行为较轻，系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且有监护条件，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对李凯不予批准逮捕。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在审查逮捕中，根据不同的案件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做到“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对于罪行严重，主观恶性较大、人身危险性大以及有串供、毁证等妨碍诉讼活动的符合逮捕条件的果断批准逮捕。对于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以及犯罪情节较轻，不捕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坚决不捕。对于以下几种类型的案件，该院在审查逮捕中，慎用逮捕措施。一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监护条件的，主管恶性大，犯罪情节恶劣，性质严重的犯罪案件外，一般不采取逮捕措施。二是：对在校学生犯罪案件，慎用逮捕措施。保定市北市区辖区内高校较多，涉及大学生犯罪案件也相对多，有的学生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虚荣心又强，见别人拥有的东西自己也想拥有，而又没有条件，所以进行盗窃，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绝大多数学生在案发后都能够如实供述，真诚悔过，并主动退赃退赔。为了教育挽救，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和不失去学业，一般不捕。该院都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和学校联系，由校方出面担保，使他们尽早的回到教室。三是：对于农村由于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着重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角度出发，如轻伤害案件、毁坏财务案件，只要双方经过调解，得到被害人谅解的案件，一般不予逮捕。
三、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目前，对“严宽相济”刑事政策宣传的还不够，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只要是犯了罪就应该批准逮捕，不捕就是放纵。特别是在“严打”期间，有人认为“严打”就应该一律从严，甚至有的人讲：“严打”期间，可捕可不捕的捕；可诉可不诉的诉；判3-7年的判7年。这就说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还有一些人不了解,应当加大宣传力度。
(二)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公、检、法三家没有形成合力,达成共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认为没有逮捕必要,而公安机关认为只要构成犯罪就应该逮捕,特别是在“严打”期间,公安机关层层有任务,定期进行评比,地方部门的一些土政策同国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矛盾,公、检、法三家形不成共识,执行过程中有难度。
(三)当前,社会人口流动性大,流窜犯罪的较多,对于有些犯罪情节较轻的刑事案件,由于犯罪嫌疑人系外地人,没有取保条件,为了保证诉讼的进行,不得不作出批捕决定。

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的悖论
——兼析以秩序与绝对权威为法院的世纪主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贸，也确定依法治国的方略，作为一国法治程度高低的标志——法院，面临着我国长期人治所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如法官与法院独立审判、法院的机构与法官的改革问题、法院和法官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法院和法官与检察院和检察官的关系，以及在这些体制下产生的法官与法院的社会的信用问题和所谓的公正与效率的等等问题。法院也意识法院的现状存在很多问题，但非常令人遗叹的是法院却将公正与效率定为世纪主题。法院围绕着这一世纪主题，在90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提出了各项改革措施，如司法为民、机构改革、庭审改革、法官和书记员的改革等等。
法院和法官是一个中立的职业，是法律的维护者，法官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忠于法律，而且是对法律的绝对服从，无任良法与恶法，唯法律至上。法院和法官与当事人间不存在相互依赖性，因此法院和法官的改革的目的侧重法院与法官自身的完善，而不同于企业与客户间相互依赖性，企业是以其能更好服务的客户对象为改革的目的，（行政机关也与企业类似。）这就是说法院和法官的改革不是以围绕着当事人而展开的，为当事人着想不是法院和法官改革的全部，是目的但不是最主要的。而公正与效率是围绕着当事人展开，采用了企业化的运作模式显然不当。而且确定的以公正与效率为世纪主题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是不成立。如公正与效率确定为世纪主题对法院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不可估量的，法院在走向法治的路途不仅更加无为而且迷失了方向。
法院上述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是法院对内对处的合理秩序没有健全，法官与法院的权威性没有得到体现，而且日益被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分割，而不是公正与效率的问题。因此只有秩序和绝对权威才是法院的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法院的世纪主题。
一、确定以公正与效率为世纪主题的事实依据不成立。
世纪主题是我们要以一个世纪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确定世纪的主题一定要全面的分析，是不是要用一个世纪去解决的问题。公正与效率作为世纪主题的事实依据必定是以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法院大量的不公正和效率低下为依据的，这显然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就公正而言，这是法院和法官不能接受的事实，我相信绝大部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都是公正的，如果有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是不公正的，也断然不会是大部分案件是不公正的。从近年的法院工作报告的人大会通过情况和法院的上司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情况来看，也足以说明公正不是法院和法官所面临的问题。就效率低下而言，这也是法院和法官不能接受的事实，从审判角度来看，现在有些基层法院要求法官在诉讼法规定的三个月、六个月结案的缩短到一个月结案，并作为办案法官的考评依据，不说其不合理性，但足以说明法官办案效率已远远超出了法律的期望——公众的期望。从执行的角度来看，民商事案件的执行率与执结率确实很低，但这不能说是法院和执行员办案效率低下，法律和法院始终要与经济交往、民事行为的本身有所区别的，法律和法院不可能代替市场经济本身的功能，这里没有什么执行风险，只有经济风险和民事上的风险，有风险必然要产生权利可能有限的维护甚至得不到维护的情况。而中国百姓向来有息诉的传统，不到债死不为诉，当然在执行后达不到诉的愿望的情况较为普通。但现行的体制和法院自己承认执行难执行率执结率低，看来法院是要代替经济、民事行为本身发挥大作用，如果成立就好了，大家不必考虑风险问题，只要有生意就有钱赚，有法院作保险，但是事与愿违，法院在经济民事活动中无所作为并背上执行无能的黑锅○1。（现实中这种情形极其普通，如有些银行在当事人数次借款未还，债台高筑的情况，丝毫不考虑当事人的信用问题勇于放贷，诉至法院，银行将所有责任归于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仍坚持执行难这一荒谬论断。）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执行率不高根源不在法院，效率低下也并不是法院存在的问题。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公正与效率两大主题都不是法院和法官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被法院和法官所承认的问题，当然不会是我们法院需要用一个世纪是解决的问题。
二、确定以公正与效率为世纪主题的理论依据不成立。
世纪主题是我们要以一个世纪解决的问题。以公正与效率为世纪主题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那必须要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否则是无根无据，胡说八道。法律的价值中基本的价值是法律的秩序价值，其他的法律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效率、公平、人权等等法律价值在此基础上产生，没有秩序其他的法律价值始终是空中楼阁。公正与效率始终是秩序上公正与效率，是秩序的合理因素的外在表现。如以公正与效率更为接近法院设立的目的，作为法院对外的象征倒是未尚不可。但以公正与效率为世纪主题倒是有要么不公正、效率低，要么现在的公正与效率还可继续发展更加公正更高效率这样的两难选择，总之法院目前的不公正与效率低是被落实了。
法律价值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在于选择的合理性，如公正与人权发生冲突时，是公正让位于人权还是人权让位于公正之间对于以实证哲学为基础的法学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如死刑制度的存废间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公正与人权的冲突。这一道理说明在法院在众多法律价值的取舍、互补过程，突出公正与效率的法律价值，公正与效率必然是法院现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要我们以牺牲其他法律价值为代价，但我们前面分析过，公正与效率不是法院现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这样说来理论依据又不足了。唯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采用“法官怀疑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一个世纪的主题是建立在这捕风捉影的事实和理论上，法院和法官的改革不如就此终了，法官的精英化和法官的权威之路不再有任何实现的可能。
三、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的确定对法院的影响
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一经确定，对法院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进一步削弱了法院和法官的权威，这对本已是无权威可言的法院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是社会和公众对法院和法官的信任程度降低了。公正与效率成为法院的主要问题，而且是法院提出来的，公众对法院和法官产生不信任是难免的。而且越是改革越令人不信任。（在此不再累述了。）
二是法院的改革在错误的主题下迷失了方向。法院近些年来围绕着公正与效率进行的改革，产生如法律白条也是不公正的审判的谬论，案件审结经申请法院没有去执行，是法院的错，用尽了法律执行不了，是法律的错，一个没有执行能力就应让其破产，因此理论上没有执行不了的案件，当事人得不到判决书中的权利是民事经济活动的风险问题与法律和法院无关，特别是商事法律只保护商事活动的过程而不可能去保护商事结果，因法院要维护的结果也只是过程中的结果，而不是商人商事活动的最终要实现的结果。再如围绕着公正与效率进行的改革，采用的诉讼风险告之和执行风险告之等改革，以减轻法院的这些年执行难的负面影响，好像案件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风险，这就麻烦了，这肯定是法院和法官干的事。但事实上，任何案件本身不存在风险，如果硬说一个案件存在有风险，那在起诉前便产生了，而不是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产生，在起诉时当事人拿了一大堆的风险提示，要让不懂法律的当事人看完看懂大费脑筋，大有告诉社会与公众难打的官司你们不要打，要打就打容易的，理解再深一点就是提倡当事人息诉，因此诉讼风险告之和执行风险告之等改革实际上是法院在作茧自缚也违背了法院设立的目的，也法院对自己手中的司法最终裁量权的否定。再如围绕着公正进行的改革，提倡提高当庭宣判率减少暗箱操作，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每一个案件的审理都是思辨的过程，有事实的分析、法律关系的逻辑思维、法律条文选择等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现在提倡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原则下，更应当提倡的定期宣判，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法官断案的谨慎和公正，而通过庭审便轻易下判，倒是有未审先判，暗箱操作之嫌，如刘涌案当庭宣判，判决书还能作到洋洋万言，是说明了审判人员的素质高，还说明了什么？再如围绕着效率进行的改革，一些法院开展的评选办案能手的活动，明显的与法官的职业特点所具有的被动性不符，法院也因产生了年办案上400件的办案能手，更有甚者年办案上千件，以一年办案400件，一年220天上班，一天8小时，一年满勤共有1760小时，平均一件案件庭审、阅卷、制作法律文书，只可用4小时。经验○2告诉我，如果每件案件平均下来不超过4小时，对于只能说明办案能手其中的某项工作是由别人完成的，甚至是根本没做，这样说来我们评选出的办案能手，就打了折扣。以上几个例子说明了法院改革的盲目性，逮到什么改什么。事实上从法院的每一项改革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盲目性，在这不在累述。世纪主题不针对法院存在的主要矛盾，改革的中心自然要偏离了方向，当然也是越改越糊涂。
三是法院和法官更加无为，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作用更加突出，在法院改革的过程中更加有为。从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而言，就暂且把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而言，所谓的三大司法机关，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监督，落实下来就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权力和权威要比法院大，所以刑诉中有价值的赃物和赃款无需移送是理所应当的，无视我国刑诉法的基本原则，未经审判便以被告人违反刑法为由开出罚没收据，与其说是有违纪权，不如说是藐视法庭，法官独立审判权在这种体制下又有多少。尤其是检察机关，在公检法一条龙作业的不合理的方式中，唯我独尊，法院为蛇尾当然不奇怪。这些问题说起来好像是说公检法三家争权争钱的问题（为什么三家争权争钱这个奇怪而普通问题，在此不深入，点到为止），但其实质只有一个，法官和法院的权威和权力被削弱，而是公检向法院争权争钱，再往深一点思考就是司法体制上问题。要改变现状，需要改变的整个司法体制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法院公正与效率的问题。
公正与效率确定为法院的世纪主题，对于法院的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是使这一主题得到实现的另一重要主体，公正与效率更加突出了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地位，更加突出法律对法官的怀疑论，检法的地位将进一步倾斜，倾斜的结果是检察官更加权威，法官更加懦弱。法院是中国走向法治的最重要的标志，在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提出这无疑是法治的倒退，而这种倒退却是法治程度的象征——法院造成的，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四、世纪的主题是秩序与绝对的权威的事实与理论依据
我们要确定一个世纪的主题或者是法院和法官改革的重点，必须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和相应的理论依据。法院和法官现阶段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一是法官和法院的对内对外没有建立一个合理有序的制度——即秩序，如法官与法院独立审判、法院的机构与法官的改革问题、法院和法官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法院和法官与检察院和检察官的关系、以及在这些体制下产生的法官与法院的社会的信用问题，无不反应了现阶段我国法官和法院对内对外的无序性。如我们提倡法官和法院的独立审判，但我们从内从外对法官和法院的权力的分割，对内法官要服从上级，法院要服从上级法院，对外法官和法院要服从大局，人事任免无不受制于人，工资全凭财政发，法官和法院有上级部门和领导，因此在办案过程中上级部门和领导仍是上级部门和领导，而不会变成当事人，不是法院和法官独立，倒是上级部门和领导的独立，这说明了我国的法官和法院的制度无序性。再如法院的机构与法官的改革问题，我国至今没有一部法律能说明白法官是什么，只是说法官是法院的审判人员，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3，因此产生了很多至退休还没办过案件的法官，高级法官，大法官。法官概念不明白，改革自然也就没方向了。再说得到部分执行的《法官法》，采用了很多两重标准（法官法的执行就是两重标准），如领导不必参加司法考试，法官资格需一资格一学历，现阶段不符合条件的法官，在2005年前取得学历即可。那司法考试怎么办，不知何逻辑，前一个好理解，领导不办案，后一就不好理解了，有点像重学历不重能力的感觉。总得说来就是乱——无序。后面的不进一步说明了，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前法院和法官的主要矛盾是没有建立起合理的秩序。
上面只说明了一个问题秩序问题，那么另一个问题——绝对权威呢？在合理的秩序基础上产生得一系列的问题如公正、效率还有权威等等问题，但为什么只有权威才能称得上世纪的主题。只有权威才是秩序最完全体现和秩序的维护者。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当法律失去了权威，正义也就不存在了。中国要走法治之路，必须与法院为主体，法院和法官的权威决定了一国法治程度的高低，而不是以法院和法官的公正程度和效率的高低，公正如果不是权威下的公正，是落实不了的公正，实际上也是无公正可言。正如百姓的判断即便是公正的，但在法律面前也可是错误的，合理不合法根源在此，合理性也在于此。效率更是如此。除了上述理由，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国法院和法官的现阶段——法院和法官已经弱化为一般的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社会和公众而言法院的判决信用不高，地位不突出，千里上访未必会想到有法院，也决定法官和法院的权威不仅仅是一般的权威而应是绝对的权威， 只有任何权威在这种权威下都必需无条件的退缩，不允许有任何权威超越这种权威，秩序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才可能实现，公正与效率才有意义。
还有需要点明的是秩序与绝对权威不是经过我们法院和法官的短时期努力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全社会的、长期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得到实现的，法院在这个过程是绝对的主角，可以值得我们法官用一辈子，一个世纪为之奋斗。作为一名基层的法官深知要确立和实现这一主题的艰难和几乎不可实现性，但愿为之呐喊，为之奋斗，如能引起法律学仁对此思考，便觉得很满足了。
注释：○1上海社会科科学院张国炎教授认为商事立法的目的只是保护商事交易的过程顺利完成，而不在于保护商事结果。本文采用张教授这一观点。
○2在绝对满勤和理想的情况下，不考虑其他常见的干扰事项，如当事人未准时出庭、送达，财产保全，不通过审委会，一件案件开庭前的准备30分钟，庭审1个小时（当事人不喜长篇辩论的），阅卷1小时（案件厚度不得超过60页），评议30分钟，制作法律文书和签发1小时（2000字/40字每分钟），宣判10分钟（2000字/120字每分钟）共用时4小时10分，这中间还剔除了其他审判人员大量的工作。
○3笔者认为，现阶段法院系统的办公室、调研室、政工科、立案庭等工作人员执行员均不应是法官，其工作性质却不具有任何法官职业特点，应与法官相区别。
参考书目：
○1葛洪义主编《法理学》，1999年1月第一版
○2卢梭《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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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肖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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