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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场经济发展三阶段及其法律保护体系

漆多俊
一、市场的缺陷与国家调节的救济

市场本指商品交换的场所，也代表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有商品交换便存在市场。人类早期社会，商品交换关系较简单，市场不发达，各个地方市场互相隔离，为自然经济社会。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商品交换迅速发达起来，商品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从而进入商品经济社会。这时的市场相应地也日益发达，人们把这时候的商品经济又称为市场经济（注：商品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而言，主要是从生产目的是否为了交换以及交换是否按价值尺度进行这一角度划分的，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主要是从调节机制模式角度划分的。发达的、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商品经济即为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已成为人们各种经济活动的枢纽环节，连接着从生产到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用以交换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不仅原已存在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些传统商品市场更加繁荣，还陆续出现了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并且，这各类市场互相关联，有机结合。从地域来说，在一国（或一大地区）范围内，打破了割裂封闭状态，各地方市场互相沟通交流，逐渐形成统一的全国（或大地区）大市场体系。各地方、各行业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自由出入这个统一的市场，进行各种商品交换，并开展自由竞争。这就使市场具有了统一性和开放性。

在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上，广大生产经营者自由和充分的竞争，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从微观上调节各生产经营者个体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能够在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上调节资源的配置和资本的流向，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价值规律的这种调节作用，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内在机制，因此又称为市场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内部何以能够维持大致协调的各种结构比例关系，并能从总体上维持比较稳定的运行？原来正是市场调节这只“无形之手”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当时的国家一般不介入经济生活，国家调节职能不发达，社会经济基本上全靠市场这一调节机制；而它在事实上也足以有效地进行调节。因此人们一度认为它是万能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第一个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的情形。

但是，市场也有其缺陷。市场机制并非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充分有效地发挥调节作用，而常常发生“市场失灵”现象。市场的缺陷主要是由于两种原因造成：一是市场功能上固有的缺陷，或者说是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局限性；二是市场障碍。这种市场障碍是同市场相伴生的，只要有市场存在，便总会发生这种障碍，虽可设法防止和排除其危害，但不可能完全杜绝。因此它们的存在也是市场固有的一种缺陷。

所谓市场功能上的缺陷或局限性，主要有两个方面表现：其一，任何时候总会存在一些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接受市场调节的领域。例如许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营运，社会公益事业，涉及国防安全、治安和社会公德而予以禁止或限制生产和流通的产品等等便如此。其二，市场调节功能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及时调整其生产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上供求严重失调才作出反映。这使得社会经济不时出现大起大落，甚至发生周期性危机。

所谓市场障碍，即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它主要是指竞争秩序问题。竞争本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同市场相伴生，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资源配置和资本流动就会呆滞，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限制竞争；二是不正当竞争。限制他人竞争，使自己谋取和维持对商品价格和市场的操纵地位，便能赚得超额利润；其他经营者则大批亏损。采取其他不正当方式和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也使他们获取非法高额利润。限制竞争导致竞争不足；不正当竞争是为竞争过当。两者都是竞争无序的表现。这些无序竞争的结果，使得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价值规律被扭曲。从微观上说，造成各经营者和消费者个体间利益关系不公平；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如果上述现象普遍和严重时，则妨害市场调节机制对整个社会经济作用的发挥，以致引发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失衡，运行阻滞。

上述各种市场缺陷从有了市场开始便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直至整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此种危害主要局限于某种微观经济领域，尚不至于妨害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运行，市场机制从总体上看仍能较为有效地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市场经济发展到19世纪末期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市场缺陷逐渐严重显露，终于影响到市场机制从总体上对社会经济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出现了“市场失灵”现象。而此前，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变成现实性需要具备一定条件。这种条件就是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后的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形成。

除垄断和限制竞争以外的其他不正当竞争，原来其危害基本上限于微观经济的领域，生产日益社会化以后，不正当竞争手段日益增多，危害增大。它们并被垄断组织广泛运用。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同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相配合，推波助澜，共同成为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严重障碍。

上述各种因素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上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思考对策，寻求其他补救措施。有什么办法和力量能够排除市场障碍并弥补市场功能上的缺陷呢？人们想到了在社会上最具权威、最有力量的国家机器，只有国家堪当此任。但此前的国家是不怎么干预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奉行自由放任经济原则；如今为国家和社会总体利益，不能不介入社会经济。

国家介入社会经济是一种国家调节作用。它是针对市场的缺陷而采取的救济措施。由于市场缺陷包括市场障碍和市场功能上的局限性两个方面，所以国家调节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措施便是：（一）针对市场障碍，国家通过反对垄断和限制竞争及对其他不正当竞争予以排除，让市场调节能够充分恢复其作用。（二）针对市场机制作用领域的局限性，国家通过调整或安排国家直接投资经营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三）针对市场机制作用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国家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和信息，并根据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凭藉手中所握有的政策手段和工具，对社会经济实行总体规划、指导、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后面这种作法后来日益发达，形成了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纵观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对于社会经济的国家调节的基本方式和作法，均不外乎以上三种，即：国家反对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经营；国家宏观调控。

国家调节的出现及其作用是对市场缺陷的救济。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仍然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必须同市场调节密切配合。现代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特点和类型上有所不同，有的国家调节的范围和力度稍大些，有的稍小些。但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便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并且必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否则便不是现代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自其形成至今已经历两个阶段：19世纪末以前，市场上经营者自由而充分地进行竞争，市场机制充分和有效地发挥作用，它是当时社会经济唯一的基本调节机制。这是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19世纪末以后，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开始有了两种调节机制。市场经济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人们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其实最好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因为当代的市场又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新的调节机制正在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法律体系的演变与经济法的兴起
作为市场缺陷一种救济的国家调节机制的发达，标志着国家职能发生重大变化：从此国家担负起调节社会经济的重要职能。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及其以前，传统国家职能及政治统治为中心，包括对内镇压敌对阶级和政治势力的反抗及对外侵略或抵御侵略两个方面。虽然也必然要进行一些经济管理活动，但它们从属于前两方面职能，并且主要是民事或行政性质的管理。有时也发生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管理活动，具有某种调节经济的意义，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调节。因为那种“调节”还不是经常性的国家职能活动。那时在一国范围内并未形成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其实行统一调节。19世纪末以后，由于生产社会化，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垄断形成以后，国家调节机制应运而生，国家调节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职能日益发达起来。开始时，有些国家主要是通过反垄断和限制竞争以排除市场障碍，让市场机制恢复其有效的调节作用；以后，国家进而采取更多的调节方式和手段，扩大调节范围，包括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经营以及国家宏观调控。

国家调节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和保障，否则又会引起“政府失灵”现象。为此各国制定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法律。美国率先颁布和实施了反垄断法。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涌现大批关于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立法，他们把这些法律定名为经济法。此后，经济法在各国（包括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发展。不仅立法数量多，内容也更加广泛，体系逐渐完备。

这类法律突破了历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与确保个体自由、维护个体权益的传统民法显著不同。经济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务是保障国家调节，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维护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利益。它所调整的是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以国家（它的代表者）为一方主体，是一种国家调节与被调节、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不是民法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经济法同行政法也明显不同。行政法规范国家行政行为，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行政法一般并不影响或不注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不以特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为其最终目的。行政法也涉及某些经济领域，但它仍然主要是关于这些领域的治安、社会或其他行政管理，而不涉及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这种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总之，经济法是同以往各种法律部门性质不同的新型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适应国家调节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它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由于国家调节采取了三种基本方式，所以经济法体系包含三种基本法律，即：（一）为保障国家以强制方式排除市场障碍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市场障碍排除法，它包括反垄断和限制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其他有关市场障碍排除的法律规定；（二）为保障国家以直接参与方式投资经营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国家投资经营法，它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含国家控股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投资经营的法律；（三）为保障国家以促导方式实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宏观调控法，它包括计划法、各种经济政策法以及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规定。

以上经济法体系三个基本方面法律在各国的发展和完备程度是不平衡的，它们在各国家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也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反垄断法为主的市场障碍排除法长期居于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的则是国家投资经营法。但后来都发生了变化；20世纪末期，各国的宏观调控法迅速发达，正在逐渐上升为各国经济法体系的主导和核心地位。

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规范和法律部门，它的出现和发展，引起了原有法体系的变化；一方面，法的体系大家庭中诞生了新成员，需要确立其地位，界定其功能和任务；同时需要明确它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引起其他部门法特别是民法和行政法作出某些相应的调整，以同经济法相协调和配合。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性法律，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但是，它对于市场固有的各种缺陷却往往无能为力。例如，对于垄断和限制竞争，依据民法便难以排除；甚至可以说垄断和限制竞争正是利用了民法的自由原则，披上了合法外衣而更加泛滥。至于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局限性、被动性和滞后性，民法更完全无法解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民法的局限性逐步暴露，于是自身作了一些调整，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例如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契约神圣和契约自由原则作了修正，此外还对所有权的绝对性作了必要限制，增加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等。

行政法对于市场缺陷虽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仅凭行政措施毕竟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它还往往排斥市场机制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制约社会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有时甚至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管理经济的方式及其后果足以表明这一点。

以上情况说明，自19世纪以来，原有法的体系的自身调整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市场缺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能满足市场和调节机制变化后的要求。法的体系中必然要产生新的法律部门，这就是经济法。

法的体系也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的活动和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和种类逐渐扩大，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也逐渐增多，法的体系越来越发达。人类早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比较单调，社会关系不甚复杂；加之那时候国家职能活动始终紧紧围绕维护政权这个中心，所以那时的法律体系也不甚发达，尚未区分各种不同的部门法，而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的体系才逐渐分立出各种不同的法律部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而言，民法首先同刑法分离而独立，然后才是经济法的出现。可见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适应国家职能发展的要求，而且也符合法的体系演变规律。
刑法修正案(八)将多次盗窃、敲诈勒索都规定为犯罪，第40条对刑法第274条修改为:“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但是，司法实践对多次敲诈勒索的认定还存在较大分歧。

一、多次敲诈勒索的认定

多次敲诈勒索是指三次以上敲诈勒索;在同一地点不同时间敲诈勒索三人以上被害人财物的，属于多次敲诈勒索;在不同时间、地点敲诈勒索同一被害人财物的，属多次敲诈勒索，当无异议。值得研究的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多名不同犯罪对象进行敲诈勒索的，能否认定为多次敲诈勒索?如行为人向某医院的多名医生邮寄敲诈勒索信件，以掌握众多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情况相威胁，要求这些医生给行为人指定的账户汇款，否则即向有关部门举报医生。对此，似乎不宜认定为多次敲诈勒索，仍属于一次敲诈勒索行为;如果行为人采取此种方式反复多次实施此行为，则可认定为多次敲诈勒索。

对于“次”，应当根据客观行为认定，而不能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认定。如基于一个概括的故意，连续在一个场所三次敲诈勒索不同被害人财物的，应当按照客观行为认定为多次敲诈勒索。成立多次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具有“敲诈勒索”的故意，行为人在每次敲诈勒索时认识到自己在实施敲诈勒索行为，但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多次”敲诈勒索。

二、多次小额敲诈勒索的处理

多次小额敲诈勒索，是否一律入罪?一种观点认为，不要求每次敲诈勒索行为构成犯罪，但也不能将数额很小的勒索行为认定为一次犯罪;另有观点认为，不要求每次敲诈勒索的数额较大，也不宜排除数额较小的情形。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多次敲诈勒索不以每次敲诈勒索既遂为前提，也不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敲诈勒索行为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多次敲诈勒索不以行为人具有敲诈勒索的惯常性为前提。“多次敲诈勒索”行为是否以敲诈勒索罪论处，首先要考虑行为是否敲诈勒索到了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其次要综合考虑行为的时间、对象、方式以及已勒索到的财物数额等。一般来说，行为人以敲诈勒索较大的财物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的财物接近数额较大的标准，方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否则，行为人三次以上敲诈勒索财物数额累计较小的，不应以敲诈勒索罪处罚。即行为人所取得的财物极为低廉时，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既遂。如行为人李某敲诈勒索三次，但每次都是20元钱，就不能以敲诈勒索入罪。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作为财产罪对象的财物，只有当行为对法益的侵犯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时，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实质的违法性。因此刑罚所保护的财产，应是价值相对较大的财产。所以，在认定敲诈勒索犯罪是既遂还是未遂时，不能只考虑行为人是否取得了财物，还必须进一步考虑行为人取得的财物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数额。

三、多次敲诈勒索未遂的认定与处罚

敲诈勒索数额是指行为人获得被害人给予的或者指定第三人交付的公私财物的数额。多次敲诈勒索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敲诈勒索构成犯罪的，应当累计其敲诈勒索数额。敲诈勒索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大于敲诈勒索数额的，损失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

多次敲诈勒索的，是否存在未遂以及对于未遂应当如何处理?敲诈勒索犯罪是侵犯财产的犯罪，不能将多次敲诈勒索视为行为犯，即不能认为只要是多次敲诈勒索的，即使分文未取，也成立敲诈勒索犯罪。换言之，对于多次敲诈勒索的，应以行为人取得了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为既遂标准。因此，多次敲诈勒索但分文未取的，只能认定为敲诈勒索未遂。敲诈勒索未遂，情节严重，应当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的多次敲诈勒索行为中，既有既遂又有未遂的，只能按既遂数额选择法定刑，未遂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敲诈勒索未遂，是否一律应定罪量刑?笔者认为，敲诈勒索与盗窃、诈骗等犯罪均是侵犯财产的犯罪，可借鉴盗窃未遂、诈骗未遂的处理模式进行处理，1997年11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2011年3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因此，敲诈勒索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勒索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对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勒索目标的，敲诈勒索未遂，不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不定罪处罚。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区检察院、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