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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营口市人民政府


营口市禁止以不正当价格行为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市人民政府发布营政发[1994]48号）


第一条 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市场正常价格秩序，制止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止以不正当价格行为牟取暴利的通告》，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我市辖区以内从事娱乐业、饮食业和衣着类、蔬菜类商品经营的单位或个人均须执行本规定，并接受物价、工商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牟取暴利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使其价格水平超过同种商品或同档次服务市场一般价格水平的合理上浮幅度的行为。

第四条 市场一般价格水平是指同种商品或同档次服务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的相对平均价格水平。市场一般价格水平的形成以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和平均利润率为依据。购进价格是指社会平均进货价格或物价部门专项测定认定的价格。

第五条 经营娱乐业（不包括游戏业）其商品价格或收费标准超过如下幅度的，属牟取暴利行为。

（一）娱乐业各项收费标准超过本地区同一时间、同一档次、同一收费一般标准0.5 倍的；

（二）经营饮料、零杯酒、现成拆零食品、糕点等价格水平超过本地区同一时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一般价格水平0.5 倍的；

（三）经营自制（加工）内供饮料、酒水、食品、水果、拼盘等价格超过本地区同一时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成本加一般毛利率之和0.5 倍的。

第六条 经营饮食业，其食品（主食、副食）毛利超过本地区同一时间、同一档次、同一品种最高毛利率的（普通饭店内扣为55%，特级饭店内扣为65%）；饮料、酒类价格超过最高加价率的（普通饭店50%特级饭店70% ），属牟取暴利行为。

第七条 经营衣着类商品在本地区同一时间、经营同一档次、同种商品的销售价格超过一般价格水平的0.5 倍，视为牟取暴利行为。

（一）衣着类（服装、鞋）商品一般价格水平是由购进价格加允许加价幅度形成的相对平均价格水平。

（二）对于独家经营衣着类商品牟取暴利的行为，由物价部门比照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同一档次相近商品一般价格水平专项测定认定，并实施处罚。

第八条 经营蔬菜（青椒、茄子、芹菜、韭菜、黄瓜、土豆、芸豆、蒜苔、秋白菜、秋萝卜）在物价部门制定的市场零售参考价格基础上，价格浮动超过10% 的，属于牟取暴利行为。

第九条 各批发市场每周一、四早9 时前要向市物价部门提报第八条规定的蔬菜品种中等偏上的市场成交批发价格。

第十条 物价部门在加权平均后的批发价格基础上，按照合理批零差率制定市场蔬菜零售参考价，并于每周一、四公布。工商及商业主管部门要在当日12 时前在各集贸市场和国营副食商店的醒目位置向经营者和消费者发出公告。

第十一条 物价、工商、贸易部门要分别对集贸市场和国营副食商店的蔬菜价格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公布的市场蔬菜零售参考价基础上超过10% 浮动幅度规定的，要严加查处。

第十二条 凡违反本规定以不正当价格行为牟取暴利的，均属价格违法行为，由物价、工商部门按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所有罚款一律上缴同级财政，使用财政部门的统一收据。

第十四条 物价、工商、贸易、技术监督、公安、银行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依法行使职权。

第十五条 对拒绝、阻碍或以暴利威胁物价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惩处。

第十六条 物价检查人员必须依法执行公务，对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纵容包庇以不正当价格行为牟取暴利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被处罚单位或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物价检查机构申请复议。申诉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第十八条 各市（县）、区可依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市物价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1994年9月30日起执行。



关于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再思考

黄启军


内容摘要：民事再审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依据法定程序与法定条件进行的补救程序。其具有区别于一般诉讼程序的特征，即针对已生效裁判、不增加审级和补救性等。再审程序，是为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审判活动的合法性而存在的，并且符合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利救济等现代司法理念。我国现行再审程序，突出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立法理念的偏差；一方面体现了再审程序制度的设计上的缺陷。进一步完善现行民事再审程序，成为了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所共同面对的难题。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思想、再审程序引起的途径和再审程序的申请事由，正在作为现行再审程序一系列问题中的突出焦点。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将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字：民事诉讼 民事再审程序 再审事由

目 录：
一、民事再审程序概述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
（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
（三）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
（四）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意义
二、现行再审程序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 对民事再审程序指导思想的反思
（二） 引起民事再审的主体过于繁杂
（三） 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设计存在一定缺陷
三、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思考的建设性回应
（一）转换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思想
（二）适当调整引起民事再审程序的途径
（三）重构民事再审的事由


绪论：
加强民事审判监督，防止和纠正错误的生效裁判，以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方面对于推动法院审判工作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也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所作出生效判决和裁定具有既决的效力，在通常情况下，不容许当事人再行争议，也不容许人民法院随意撤销或者变更。众所周知，这种既决效力的权威性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和裁判自身的公正性，即裁判本身必须是正确的。为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从而一方面为依法防止和纠正错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办案质量建立了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一方面为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巩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民事再审程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不是每个案件必然的审判程序，也不同于一审和二审程序。以防止和纠正错误生效裁判为目的的再审程序，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对生效裁判进行防错纠偏的程序，是不增加审级的特殊审判程序。各国民事诉讼法对此都有相关规定，不过称谓不一，例如：有的规定为非常程序；有的规定为再审程序；也有的规定为审判监督程序，如我国现行民诉法。然而各国关于民事再审程序德具体规定各有差异。
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深受前苏联影响，职权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在削弱职权主义色彩方面有所进步，但在增强当事人程序主体权方面仍显得比较薄弱。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也日渐凸现。为反映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提供建设性德回应措施，本文准备从四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主要是再审制度的概述，准备从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以及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意义这四个相关方面进行论述与求证。
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重心，即力图分析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所存在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第三部分，主要是谈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思考的一些有益建设性回应。


一、 民事再审程序概述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
目前，关于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及其称谓法学界争议颇多。再审程序是否等同于审判监督程序未有定论。并且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民事诉讼理论上，这两个概念是通用的[1]。笔者认为再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且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标题宜改为“再审程序”。首先，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享有审判监督权的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监督权，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行监督的程序。即是指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其审委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等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对生效裁判进行监督，纠正错误。而再审程序，则是人民法院对已生效的裁判再行审理的程序。再审程序的引起主体上，除由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审判监督权引起外，当事人行使诉权也可以引起；并且，笔者认为当事人行使诉权引起再审程序相对于其它则是更为值得注意。所以审判监督程序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同为再审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种属关系，不能等同。另外，审判实践中，将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等同，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对诉讼的干预，当事人依诉权申请再审贯彻了当事人处分权原则。二者结合构成我国现行的再审程序，不能只强调法定机关进行审判监督的程序，而忽视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存在着区别对待。检察院抗诉和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可以直接进入再审程序，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则必须经过再审复查阶段，符合再审条件的才进入再审程序。其显然是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构成障碍，不利于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
因此，笔者认为：民事再审程序是指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其包括基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基于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基于当事人行使诉权申请再审而引起的再审程序。民事再审程序，是民事诉讼中一种独立的审判程序，它不是每个案件必经的审判程序，而是在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审级的纠正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的一种救济程序。其具有以下特点：
⑴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没有经过裁判的民事案件，或者判决、裁定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案件，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而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与这两种程序是完全不同的。
⑵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原因的特殊性。只有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判决确有错误的才能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如果不能确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否错误，则不能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⑶审判监督程序没有专门设置的审判程序。民事诉讼法对案件进行再审，没有专门设置审判程序规定。它有可能适用第一审程序，也有可能适用第二审程序。同时，也没有统一的审级。实施再审的人民法院有可能是原审人民法院，也有可能是原审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具体案件由哪一级人民法院实施再审，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⑷再审程序不是在两审之外增添的审级，而是对确定终审裁判进行补救的程序，具有补充性或从属性。再审程序是重新启动已经终结的诉讼程序，不是一个独立的审级，只有经过第一审程序或者是经过第二审程序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才能进入再审程序。再审程序是尊重一审二审程序前提下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的补救性程序，其不是当然要引起的诉讼程序，以此具有补充性和从属性。
（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民事诉讼法，更没有民事再审程序的具体规定，但在如何发现和纠正错误裁判方面，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我国古代历史上“再审”制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秦朝的“乞鞫”[2]。这一规定，汉、魏、晋一直沿袭下来。唐以后法律上不用“乞鞫”这个词，规定了不服判决的申诉制度，即”取囚服辩”——意在听取囚犯服判的表示或不服判的申辩，如不服判提出申辩的，就应当重新审判。随后宋、明、清的规定也大体相同。“乞鞫”和“取囚服辩”都是向原审司法机关提出，并由原审司法机关重新审理，如原审机关不予改正，还可以逐级向上级审判机关直至皇帝提出上诉，但不得越诉。
在古代建立了直诉制度，目的是为了使民间的冤情能直达最高统治者（王或皇帝）。直诉制度起源于《周礼》所载的“路鼓”与“肺石”制度[3]。汉朝时，向皇帝直诉形成制度，唐朝时向皇帝直诉制度进一步完善。宋、元、明、清也有“登闻鼓”、“邀车驾”等直诉方式。这些制度为古代老百姓申冤告状、纠正冤假错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
清末修法中制定了《大清民事诉讼草案》，但未及颁布施行。民国二十四年《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后经民国三十四年修改，始规定了再审程序。新中国成立后，废除旧法统，其随成为台湾地区现行民事诉讼法。
新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诉讼制度发展起来的。民主革命初期，调解结案多，民事审判上诉申诉案件很少，但当时仍有再审规定。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边区暂行司法制度》就赋予了第三审法院提审权和再审权[5]。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9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规定提起再审的机关为：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与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198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部门法的形式，专门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1991年4月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对再审对象、提起再审的主体、再审理由、申请时效等重要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形成了我国民事再审制度今天的规模。
（三）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
民事再审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它的建立，一方面是审判实践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有理论依托的程序才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正当的程序。
⑴权利救济的必然要求。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法律不仅应规定权利的实体内容，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权利救济的程序内容。救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即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一般来讲，救济方法大致可分为私力救济、公助救济与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的本质是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凭借一定的暴力或非暴力手段，使自己的某种权利得以实现或补偿，并使对方得到一定的制裁和处罚。它是人类解决冲突的最初形式。公助救济又称为“类法律式”的救济，主要包括仲裁与调解两种形式。诉讼是公力救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权利救济由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转变的标志就是诉讼的出现，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诉讼救济主要由国家权力通过法律来实现，它是权利救济的最合法、最公正、最彻底和最权威的形式。诉讼救济通过对法定权利的肯定，反复强调权利的价值，不断宣示权利和高扬权利，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这为权利的充分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氛围。